自漢以來，知識群體就已經逐漸成了王朝官吏的常規性來源；官僚政治，表現為一種文士政治(相對於武人而言的文士)。可是以武功見長的、習慣於舊製舊俗的鮮卑成員，他們並不總是能夠容忍以文學經術為標準的選官方式，發展到嚴重妨害其權益的程度。
北魏孝文帝漢化改製後，秀孝大增，文士政治的色彩大為強化了。可是據我統計，北魏之秀才、孝廉、賢良、文學約104例中，代人得舉者隻有元昭、穆子琳2人，僅占1.9%;諸學學生65例，代人有12例，
僅占18.5%。這就證明了大部分鮮卑成員並不能迅速漢化，這便埋藏著衝突的根源。如孝明帝時張仲璃請“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就導致了選官上一向受歧視的鮮卑羽林虎賁的暴動。六鎮起義與爾朱榮導演的“河陰之變”,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可視為這種文化差異導致的政治衝突。那些文化上處於劣勢，政治上又備受當朝姓族歧視的下層少數民族官兵，以暴力作為回報。此後北齊與北周，與孝文帝銳意漢化的政策相反，都采取了許多“鮮卑化”的措施，以獲得鮮卑武人的支持。在北齊，“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如厙狄伏連“不識士流”,衣冠參軍動遭捶楚；韓鳳“尤嫉人士”,動輒罵雲“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秀才舉而遷延不調的情況，也因而出現了。如《北齊書·文苑傳》記秀才樊遜、李子宣“對策三年不調”,秀才荀士遜“十年不調”;又《文苑英華》卷八四二盧思道《盧記室諫》,記秀才盧詢祖“雄州擢第”後，“自茲不調，多曆年所”。但北齊地處文化昌盛、人士眾多的山東，故察舉及策試選官尚可維持；而西魏北周的鮮卑化政策更為深刻，其府兵係統中不僅鮮卑恢複了舊姓，連漢族成員亦被要求改從鮮卑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