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概述的，就是從察舉製到科舉製的漫長變遷中，那些基本線索與事象之間的因果——當然，也僅僅是筆者在才力所及的視野之內，所能看到的因果。總的說來，察舉製到科舉製的變遷，乃是多種因素交匯作用之下的綜合。
察舉到科舉的過渡，確實包含著某種必然性。還在察舉製最為低落之時，就已有人做出類似的構想了。東晉葛洪《抱樸子》之《審舉篇》,就是一篇探討選官製度的頗有價值的論文。他在此提出：第一，“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暗蔽也……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他認為嚴格的考試是勢在必行，這雖未必盡得賢能，但放棄考試弊端更大。第二，他認為考試應有嚴密的程式，“餘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台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托
之冀窒矣”。第三，“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業矣”(“業”原作“樂”,誤),“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這已有使天下士人自學應試之意。這些見解，與唐代科舉之精神相當一致，而他在幾百年前，就已經預見如上了。這反映了察舉到科舉的變遷，確實體現了某種內在的因果關係。
但我們也應看到，必然的未必就是盡皆合理的。科舉製固然有明顯的進步性，但未必是一切方麵都優於察舉。今人在比較察舉製與科舉製時，每每隻是簡單地抑前者而揚後者，這很可能是失之片麵了。在察舉時代，已有人(如葛洪)提出了類似科舉的設想；但到了科舉時代，許多人卻轉而讚揚察舉製而批評科舉製了。這種態度，未必盡皆是“倒退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