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承擔的是文化職責，而政府文官承擔的是行政職責，在現代社會，他們已經分化為不同職業，知識界與政治界判然兩立；但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卻成了王朝文官的主要來源。選官製度是聯結知識群體與帝國政府的橋梁，因此它的形態與變動，就直接地反映著知識群體的動態及其與皇權—官僚政治的關係。
漢代察舉製的成立，使得秦代帝國政府以“達吏”方式錄用單純的行政文官的選官方式發生了改變，而表現出鮮明的“尊儒重道”“虛己求賢”的麵向知識群體的“舉賢”“貢士”色彩。這既是知識群體參政的結果，反過來又使知識群體的參政製度化、常規化了。漢代選官的德行、經術、文法、政略的“四科”標準，以及後來“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的分科考試方法，都充分地反映了經明行修之儒生，已與精通文法之文吏，共同構成了選官對象，一取其“軌德立化”,一取其“優事理亂”。在發展之中，儒生與文吏兩大群體日趨接近、融合。最終形成了一種“亦儒亦吏”的士大夫階層。相應地，儒生、文吏分科察舉之法亦趨消失，最終在曹魏之時正式地代之以“貢士以經學為先”的製度了。
東漢後期，知識群體的政治社會發展，已在相當程度上超出了專製官僚政治所能容許與控製的範圍了。選官中出現了“以名取人”現象，名士的月旦品題在相當程度上操縱著察舉的實施。所謂本、末、名、實的衝突，實際上反映的是知識分子的人物評價標準，與政府行政文官標準的矛盾。隨著士族名士日漸成了知識群體的主體，“以名取人”與“以族取人”結合起來。在士族政治之下，以名士資格和門第高下選官取人的慣例，嚴重地破壞了官僚政治的運作。既然依靠門第便可“依流平進”獲取高官厚祿，那麽士族便有了最為優越的條件，去實現貴族文人的生活：虛無放誕，清談玄理，研經讀史，雕琢辭藻；對吏治政務，則已不必經心關懷。於是，便形成了“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的狀況。南北朝時期，由於皇權的複振，士族步入了察舉一途，他們的文化必須接受王朝的策試認定，而不能徒倚士族圈中的虛名浮譽；但同時他們又利用牢固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實力，把應試變成了他們顯示才氣文采的機會，反而形成了“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並用的格局——依然是“人門兼美""才地俱允”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