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先秦的氏族、秦漢的豪族、魏晉隋唐的士族、宋以後的宗族，標誌著中國家族組織的不同發展階段。前人論及中國傳統社會的家族組織，通常是指宋以後的家族組織。在此著重介紹中國史學界、日本漢學界及歐美和台灣地區人類學界的有關研究成果。
中國史學界的有關研究，曆來注重家族組織的政治屬性，強調階級分析的觀點。這一學術傳統的形成，可能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實踐有關。毛澤東在其早期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近代中國“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構成了一種以“祠堂族長”為代表的族權，這是壓迫中國人民的四大權力體係之一。口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毛澤東又指出：“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21因此，這種阻礙階級分化、壓迫人民大眾的“封建的家族組織”,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和鬥爭目標之一。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為了尋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曆史原因，繼續致力於對封建家族主義的批判，力求揭示家族組織與封建土地製度及專製政權的內在聯係。
1964年，左雲鵬在《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試說》[3]一文中，較為係統地分析了族權的曆史成因、發展進程及社會作用。他認為，自隋唐以降，由於土地買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關係，使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超經濟強製頗為困難，而個別地主的社會經濟地位又不穩定，難以有效地維持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宋代的地主開始置族田、建祠堂，從事“敬宗收族”的實踐，利用封建禮教和族規來約束族人，逐步形成了以“祠堂族長”為代表的族權。明中葉以後，族權與封建政權直接結合，在宣揚封建道德禮教、維護封建身份製、培養家族政治勢力、控製地方事務及對抗農民起義等方麵，發揮了封建政權所不及的作用。族權的經濟基礎是族產，而族產不僅強化了族權，“在經濟方麵也起到了維護封建製度的作用”。由於左雲鵬把家族組織視為一種政治性的社會組織，因而也就特別注重家族內部的階級關係，試圖以階級矛盾的激化來解釋宋以後家族組織的形成與發展。在國內學者的有關研究中，這是一種有代表性的流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