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說，曆史研究的對象是人。①
萬千起伏的地貌，層出不窮的工具機械，最為正式的書麵文件，或者看似渾然天成的設施，這一切背後都隱藏著曆史試圖去捕捉的人。②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對曆史學家的一次考驗。他們客觀性、學術性的原則及其基礎——對科學事實的搜集和對證據的嚴格評判，受到了公開的檢驗。在許多虛假的科學麵具背後，浮現了民族主義的幽靈——他們寧願利用學術的聲望和資源，為占領比利時、法國東部和俄羅斯帝國的行為開脫，或者幹脆直接宣揚國家自由主義，為來自協約國的各式委托人服務，卻不願客觀地依據“事實”得出結論。戰爭的餘震不斷，曆史學家們對巴黎和約褒貶不一，歐洲的和平、安定和經濟複蘇完全無法實現。①
戰時的人口總動員，層出不窮的新興科技，讓一小部分曆史學家深受震撼。他們決心擴展曆史學的疆域，開放傳統的政治、戰爭、外交和偉大領袖的研究，升華純粹的敘事，輔之以健全的分析框架，使105曆史學更加完備、精確並“以人為本”。雖然實證主義的衛道士仍活躍在各自的職位上著書立言、訓練弟子，但與布洛赫同時代的一些退伍軍人開始在大學裏嶄露頭角。他們得益於戰前的社會和行為科學，受經濟、社會、法律和宗教史等創新性作品的影響。這些人不僅對傳播偽科學的法國手冊作者嗤之以鼻，也與其競爭對手德國曆史主義者意見相左，因為他們一貫堅持曆史的主體性和獨特性。
人的曆史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亟需相關學科的支持，以便解釋國家和世界性問題，解答新的經濟和科技疑惑，同時吸引更為廣泛的國際關注。新舊史學之爭在美國已經根深蒂固，又從西歐傳播到意大利、西班牙、新興的東歐各國和日本。之後的一係列事件令這一爭論持續發酵，包括早期蘇維埃和歐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蓬勃發展，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法蘭克福學派經典著作的出版，還有一批新刊物的發行，如波蘭的《社會和經濟史》[Dxiejow Spolecznych i Gospodarc-zych(1926)]、英格蘭的《經濟史評論》[Ecomonic History Review(1927)]和布洛赫與費弗爾共同發起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the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1929)],本書下一章會討論這些刊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