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時間衡量方式的同質化和普遍化起源於西方國家(值得注意的是，並不總是起源於同一個西方國家),但曆史書寫一直是全球性的，而非西方專屬的。在一篇重要的論文及相關論著中，桑傑·蘇布拉曼亞姆(SanjaySubrahmanyam)質疑了如下“新的正統性”,即“隻有歐洲擁有可識別的曆史形式”,以及隨著歐洲擴張和殖民而向非西方國家輸入的“作為一種知識形式的曆史”。他呼籲人們重視以往的世界史書寫實踐。他並不支持黑格爾或者現在某些學者筆下的那種“全球史”,前者將當今全球化和世界史的來源簡單化了，後者過分強調了物質主義；他的目標是 121重新發現以往世界史學者的曆史書寫。
蘇布拉曼亞姆指出了非常關鍵的兩點：(1)“曆史，甚至是曆史書寫，在十六、十七世紀的許多社會中已存在”;(2)“曆史的類型不是單一的，曆史書寫的類型可以是多樣的”,而且，“任何社會中都有無數感知過去的模式，但並非所有模式都是曆史的”。他總結說，“將社會(或文化)區分為曆史的和非曆史的是極度簡單化甚至是錯誤的；事實上，有些人曆史地看待過去，而另一些人並非如此，兩者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文化綜合體中，卻生產著不同的文本和敘事”。蘇布拉曼亞姆並沒有質疑現代性的存在，以及某一特定時間段在建立現代性過程中的重要性。在以上引用的論文中，他強調了“十六世紀整個史學實踐中發生的關鍵和重大的轉變”,但他堅持認為這種轉變是全球性的，並非隻122 發生在歐洲。查卡拉巴提認為，如果歐洲始終隻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指代全世界的話，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將歐洲地方化”。
蘇布拉曼亞姆區分了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ies)和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前者主要寫作於十六世紀之前，後者發端於十六世紀且寫作範圍擴展到了全世界。“普世史是均質的，秩序井然的，而世界史是累積性的，通常是失序的，因而本質上也必定不是均質的。世界史的寫作者總是不忍心收尾，用連詞取代論證，並且很少能清晰地表達其文本的框架結構。”(就這種標準而言，伏爾泰寫作的應屬於世界史)蘇布拉曼亞姆顯然對這種由擴大研究範圍和覆蓋麵的願望所推動的“不完美”的曆史抱有很大的同情，我們也應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