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時間模式、世界標準時間、格裏高利曆、現代性目的論和大學曆史學科都源自西方，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天生或本質上是西方的。它們都是曆史偶然性的產物，因此今後也都會發生變化。而且，它們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被挪用，而這些挪用方式可能與其早期創造者的設想南轅北轍。這正是時間最重要的效應之一：一切事物，包括我們對時間本身的感知，都在變化之中。
在這些關於時間的概念中，最成問題的就是現代性的目的論，即曆史作為一個過程具有方向性，且終點就是現代性。我們很難消除構成這種目的論的某些元素，但仍然值得努力。我相信現代時間模式及其相關概念，如普遍的、同質的、世俗的、自然的和深層的時間，以及西方在曆史紀年方法上的突破(BC/AD),曆法改革(格裏高利曆),世界標準時間等，都可以在一種非目的論的曆史中重新安置。事實上，我們隻需要讓現代時間模式的發展符合其自身的邏輯結論。
如果我們要想認真審視現代時間模式，就應當將曆史推向更遙遠的過去(“深層”時間要比聖經時間久遠得多);如果我們要追求一種非目的論的視角，就需要拋棄古代/中世紀/現代的分類，采取一種對未來更加開放，對過去更少束縛的態度。我建議，當我們考慮當今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時候，重新汲取伏爾泰的《通史》中的某些長處。盡管伏爾泰拒絕深層曆史，宣揚一種對中世紀的諷刺態度，但他卻實現了基督教敘事的去中心化，將其放回世界曆史更宏大的語境中。現在看來，他對發展敘事興趣平平也許不是迂腐或過時；他的“通史”可以帶領我們走向一種沒有確定目標(例如現代性)的曆史，因為盡管伏爾泰試圖在他的通史中囊括所有人，但他並沒有將所有人都放置在同一條情節線上。如果要創造出一種基於普遍的、世俗的時間的新敘事，我們就必須轉過身去，回望以往的曆史和曆史學家， 109重新發現那些我們長期忽視但現在也許對我們有所裨益的曆史片段和史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