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不將近三百年來所有的西方曆史簡化為構成現代性的脈絡之一，我們才能夠發現現代性和曆史學科之間的強大關聯。現代性不僅在解釋過去以及調動過去作為新的世俗國家共同體的根基的過程中為曆史賦予了新的角色，而且還成為了——盡管並非所有人的——曆史發展的終極目標。曆史階段理論將現代、文明國家供奉在神龕之中，將其作為曆史發展的最終階段。但是，這種曆史觀在啟蒙時期並未完全成型，盡管杜爾閣的觀點已經暗含了這種曆史觀。關於現代性目的論的著作直到十九世紀才形成規模。
黑格爾的曆史哲學講座(1830—1831)標誌著人們在將
世界上所有文化合並為一種普遍的目的論的曆史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對於黑格爾而言，“世界曆史隻不過是自由理念的結果”,他堅持認為，曆史發展在他的時代達到了頂峰，特別是在信奉新教的德意誌各邦。另外，他也表達了對亞洲和非洲的態度，這些觀點後來成為進化史觀和“東方主義”世界史的思想資源。“縱觀從東方到西方的世界史，歐洲絕對處於曆史的終點，而亞洲則處於曆史的起點。”與伏爾泰類似，黑格爾以中國和印度為開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曆史最為悠久，但是對於這位德國哲學家來說，“中國和印度始終而且仍然處於世界史的範圍之外，必須首先清除某些先決條件，才能使二者恢複活力，走向進步”。
直到今天，二者“仍然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在黑格爾筆下，非洲的狀況更加糟糕。中國、印度、波斯、敘利亞和埃及尚包括在黑格爾的曆史範圍之內，但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平原”卻“不在自覺的曆史中……塵封在黑夜的暗幕之中。”黑人是“完全野蠻和不馴的”,缺乏公正和道德的概念，因此，非洲“不是世界曆史的一部分；沒有表現出任何變化或發展。”可見，這種進化的時間觀在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之前就已經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