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機構設施，以及使之得以運轉的管理學觀念，正在迅速地全球化。我們有必要對反思性的資本主義是如何散播至全球的，進行一些細節性的考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將以亞洲為例。
當然，亞洲有非常不同的商業傳統，這一點不容忽視。它的貿易網絡幾千年來有著廣闊的空間布局，它的理論網絡也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了，主要是以算盤和土生土長的簿記的使用為基礎，對此直到最近才有比較全麵的研究。②亞洲各國的經濟倫理(諸如“合理性”)各有差異，但與西方國家不同，它們在更大程度上都依賴於家庭。正如卡裏爾③、古迪④以及其他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這一描述通常被看成是東方和西方的差異性標誌(也作為集體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個體主義的概念相區分的例子)。
但是，如果亞洲的商業曆史是有別於西方的，我們應當記住這隻是一個相對的判斷。亞洲也同世界的其他區域一同分享著它的經濟曆史，它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領域。因此，毫無疑問，亞洲也被拖拽進了反思性的資本主義實踐中。物理和電子通信的大規模增長，以及因之而生的普遍互聯性是這一實踐的有力支撐；經濟成功帶來的問題，比如，商業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家族企業對於成功管理的需要①,管理者的普遍缺乏，都使得亞洲企業主要通過在亞洲重建反思性資本主義的機構來進入這一實踐。
在亞洲，商學院是一個相當新的發明，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晚期。許多亞洲人仍然求學於亞洲以外的商學院；的確，最近亞洲的商學院已經無法滿足MBA的急速上升的需求。但是，亞洲現在也擁有不少商學院，而且這一數字還在一直攀升，越來越多的亞洲人進入這些學院學習深造。許多商學院都是嚴重超編的，盡管學院的收費通常遠高於當地的平均收入，例如，1996年，印度有4萬名學生參加了6所印度管理學院的入學考試，但是僅僅有1000人被錄取。同年，中國有4000名候選者申請了上海的中歐國際商學院一個為期20個月的MBA課程，但是最終僅有65位被錄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