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一種現象，即商業機構總是影響著人們對商業實踐的認知，它們不僅傳授知識，而且試圖對之進行編碼和改進，並因此產生新的行為模式。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起，這一過程隨著商業知識機構相互結成一個正式運行的“資本主義文化回路”而開始加速。①資本的文化回路能夠帶來持續的語言和實踐上的改變，以強大的力量塑造著人們的工作生活，並且，它有可能帶來一種更廣泛的文化模式，以此來影響人們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麵。的確，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曾經在世界廣大範圍內對人類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進行全方位的改造，現在已經傳遞給了文化回路。這些瞬息萬變的意識形態的產物就是資本主義的代表。
然而，我們不能停留於此。因為這個世界的語言和實踐的原則正在逐漸與國家行動交織在一起，產生著新的政府行為，並更新著對合格公民的定義。換句話說，與管理者和勞動者相稱的那種主體地位現在正在逐漸等同於公民的主體地位(也許還包括其他行動者，如移民勞工)。在這些原則更容易被付諸實踐的世界性城市組成的網絡中，這一點更是如此。②
反之，我們也開始看到今天全球性公司是如何發揮其威力的。通過資本文化回路的轉譯，國家政策的話語風格與企業的話語風格越來越趨近一致，它們共同的期待就是這個世界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能夠展開自身。然而對此，我們應當持更為謹慎的態度。資本文化回路的相關成果傾向於將這個世界看成是變化迅速的、不確定的、難以預測的，總是處於危機的邊緣的，這種思維結構對於統治權而言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那些作為對資本主義文化回路的彌補的各種“計算”中心(如果“計算”這個詞最為恰切的話),也許最應該被看成是政府權力移動的聚集，這一權力通過嚴格的短暫性描述和歸因而得到增強。它是一係列永恒變動的事物的聚集(經過文化回路語言和實踐的影響而篩選出的事件的原材料是其沃土),並持續地產生著新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