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些表麵的事實掩蓋了新加坡政府在建立這些聯盟的最初過程中所獲得的國際教育利益。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將通過關注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以及沃頓商學院與新加坡政府簽訂合作策略，來對聯盟的產生過程進行探討。該部分內容，絕大部分基於與一些人的談話，他們都與新加坡的新商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有關聯，或者包括從1997年到2003年在新加坡生活和有工作經驗的人。
為了適應這些教育機構以塑造新的主體，並同時將新加坡打造成國際商業教育基地這兩個目的，新加坡政府的工作重點不得不進行一些巨大的調整。
首要的改變就是加強新加坡與國外大學的聯係。既然教育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服務”,那麽,把為“外國”消費者提供的教育服務概括為四個模式或途徑將是有幫助的②:(1)跨國界的供給(如遠程教育);(2)境外消費(如國外學生在美國求學);(3)商業資助(如對已經成立的校區進行資助，或通過聯合經營的形式);(4)親身出席(如教師親自到境外授課)。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經成功地實現前兩種教育服務模式了。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後期，當新加坡開始正式允許並鼓勵外國學校在這個城市國家建立相對深入的商業合作的時候，變化就開始了。然而，這一變化隻是有選擇地適用於那些被認為是“世界級的”西方學校。
“商業資助”給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帶來的影響是第二種改變，一種曆史理性的新的聯盟降低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英式教育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美式模式，克裏斯·奧爾茲(Kris Olds):我不太確定，來自不同地方的學校是否有著不同的傾向呢?
江莉莉(Lily Kong):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因為當我們提到標杆管理的問題時，大概在三四年前，我們說的是要向英國研究評估考核係統的評估和標杆管理模式看齊。當時的副總理滿懷信心地將之全麵引入教育領域。我想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它發生了非常明確又顯著的向北美，尤其是向美國模式的轉變，那時也曾有一種說法是要打造東方的哈佛，這不是泛指北美或者美國，而是特指哈佛大學。我們現在仿效的當然更為多元化，也更實際，但是，它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國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