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生產靈活又具有上進心的主體也能夠給其他組織帶來利益，而不僅僅是給國家。正如前文反複提到的，現今隨著國家與跨國企業的利益趨於一致，該興趣也開始大肆發展起來了。它們通過強調生產適合於經濟發展的主體的能力，將自身重新描述成經濟發展的擔保人，企業成為新的作為供給方的國家的特征與目標。今天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接受了現代性的那套修辭和標準，它的基礎是將公民塑造成積極地尋求生產的角色，非常類似於積極態度的礦藏資源。這套修辭以一些關鍵的管理學隱喻為基礎——全球化、知識、學習、網絡、靈活性、信息技術和緊迫性——這些都應該被整合進那種新的擁有強大意誌的主體中，他們的辛勞將給國家的經濟競爭注入動力，也將帶來更加充滿活力的公民。
許多亞洲國家都帶著美好意願將知識經濟的修辭學引進本國。因此，除了看似產生這一修辭學的明顯經濟優勢之外，知識經濟的修辭學尊重並縮小種族差異，並提供一套無威脅(或者讓人挑不出毛病)的民族主義的敘述。①也許在這些國家之中最熱衷的參與者就是那個家長製的但最終成為實用主義國家的新加坡②,一個獨立於1965年的城市國家。的確，有觀點認為，新加坡已經使有基礎的管理學理論成為現實，那些大型書店中密集成排的管理學書籍中所包含的幻想已經體現在該國家的公民和“擁有專業的技術”移民者身上，這種觀點也不無道理。在新加坡，積累通常被看成是一生的工作和一種對自身生產的熱情(對消費的熱情——新加坡人被看成是“專業消費者”)。
在外界的影響下，新加坡適時地調整其經濟政策。在這一過程中，這個“現代的集權國家”奉行著一種獨立後“生存第一”的話語：包括現實中的和人為的對國家領土狹小和對馬來西亞、中國香港及近期與中國不可避免的競爭等的頻繁的隱喻；傳統地理優勢的日漸喪失(如港口)、自然資源的缺乏，以及因此產生的對其人民的依賴。1997—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似乎驗證了這些擔憂。在此次危機中，盡管新加坡僅處於危機的邊緣，但是其增長率從1997年的8%跌落為1998年的1.5%。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削減了15%的工資，工業資產租賃減少了30%,放寬對金融領域的限製(允許更多的外資銀行在國內銀行業進行投資)。然而，尤其是在稍後的信息技術工業的衰退以及對全球經濟不景氣預期的共同作用下，這次危機促使新加坡的長期策略發生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