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對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特定要素——並非所有的要素，需要梳理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進行重新梳理。為當今社會提供無所不能的理論基礎並不是本書的意圖所在，至少我不認為，有什麽充足的理論暗示了這種僵硬的思維方式正在試圖完成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然而，我卻相信，依然可以對目前的情況做出一些闡釋，尤其是通過仔細地聆聽(6)。然而，我所要反對的是把如下三個特定的方麵看成是現今政治經濟至關重要的特點。我之所以反對它們並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我不認為這些方麵能夠代表當代的資本主義最前沿的核心特征。第一個方麵是對金錢以及金融的過分強調。即使是在歐洲大陸，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影響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個事實，如泛濫的投機行為、資產價格泡沫等。盡管，“新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外是資產價格泡沫，它受到新產生的、極端的金融規則(譬如股東利益)的需求所驅動，新種類的金融工具的出現也為它推波助瀾，養老金、公共基金的大範圍施行，以及中產階級的金融素養都成為它發展的動力源泉，那些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形形色色的欲望和貪婪也成為它蓬勃發展的重要支持。然而，我相信，這個“新經濟”並沒有構成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毋寧說它是過去的發展階段的一個更極端的版本。第二個方麵是對信息技術的過分強調。盡管，人們幾乎不會反對將信息技術的興起(尤其是軟件)看成是一項重大的發展，以及它在很大程度上對當今資本主義經濟來說是個必要的支撐——正如下麵我要描述的——我認為，它應該被看成是對人類實踐的不同領域所產生的不同影響，而不是它自身就具有超乎尋常的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信息技術在它應該被重視的領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同時在其他領域又被不恰當地高估。第三個方麵是在所有權的規則方麵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不可否認，許多新的說明性的和規範性的框架已經從新的法律傳統觀念、全球性的執行者的大量出現、種類繁多的商品的配置中迅速地被製定出來。結果，也許這些框架預示著新的所有權的形式，甚至是新的商品形式(例如，在生物科學的領域中)。然而，我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這個進程僅是在過去實踐基礎上的加速進展，盡管這個進展毫無疑問是令人驚歎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