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圖概述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即那種在先前不可見現在變得可見且可以被施以影響的模式。我希望我已經表明，這種可見性的創造在本質上是與一種新的空間結構緊密相連的，在這種新的空間中以前未被注意到，現在卻變得顯著和客體化了，於是，一個新的敏捷的主體位置也因此被塑造起來。
這是第一個結論。我們所看到的是一係列具體化的資源被帶入這個世界之中為資本主義企業所利用，這些資源可能與透視圖、複式記賬法、文件歸檔以及各種各樣的生產管理方法等發明同等重要。這些資源既是新的商業實踐也是創造先前不存在新產品的方式，可以說，我們見證了新的商業生態的誕生。
這種新的商業生態的修辭是充滿善意的。商業變得敏捷和快速，但是，它依然有自己的價值觀並且將之延伸至社區中。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土地時代終結的資本主義，大家穿著隨意卻舉止得體，以社區為導向，參與性強又富有責任感。或者它是另外一種情形，這將是我的第二個結論，也許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新階段的帝國主義。在19世紀，西方國家中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按照種族的顯著特征為歐洲繪製了一份偉大的人類地圖。世界上的人們能夠根據種族特征按照優先性的順序進行排列。現在，也許一種新人類的巨幅地圖正在形成中，這幅地圖是以人格的其他屬性為基礎的，尤其是，創新和創造的潛力。在這幅地圖的邊緣，我們看到的是一些特殊的頗具創造力的形式，它無疑也符合人類進化的方向。代替氣候或以族群為特征的地圖將是大型的飛機場和教育係統。然而，我猜想，其結果可能與那個舊式的地圖有著驚人的相似，除了像日本、非居住地的印第安人和海外中國人等新進入者之外。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消極的方麵，這就是我的第三個結論。既然有了更敏捷的主體，就會有更遲緩的。不僅僅在於這種新的流通地理學依賴於巨大的、不變的勞動人口，無論是納普的“任務控製中心”,還是所有那些為信息技術和飛機服務的人員；同時還在於，那些生活在無休止的培訓和強迫性的團隊工作的邊緣世界的員工，他們已經被剝奪了用於反抗的詞匯。①盡管如此，這個快速的世界無法維持，這是第四個結論。這嚴重依賴於一種美國式的強調短期利潤的商業模式，這種模式有其限製性。也許，對於持續緊急狀態的強調是在這種情形中最成功的模式，但是，它有著自身的問題。例如，到2000年《快速公司》已經表現出對日漸盛行的“基業常換”而非“基業長青”公司的擔憂，前者是以變賣“快速公司”(以短期利益為目的的公司)的財產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