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承認了黑格爾對現實社會秩序(即完全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敘述的一些方麵不再能得到接受，一個可能的回應是：首先，保留黑格爾關於社會秩序的理想，即個人在其中參與的社會製度圓滿順應了自決主體性的一切渴望，由此個人可以找到自己的特殊身份；然後，否認黑格爾進一步的主張，即現存製度有能力實現這個理想。於是，社會哲學的任務就是重新設計社會製度，用一些措施——比如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公社化——使對社會秩序的認同和與世界的和解成為可能。這在本質上是黑格爾左派的回應。這個立場的問題在於，它恰好既在錯誤的地方追隨了黑格爾主義社會理論，又在錯誤的地方背離了這個理論。它把黑格爾理論所允許的比較溫和的批判替換成了社會批評的一種激進形式，這種形式力圖摧毀現存製度，把這些製度替換成編造出來的、未經嚐試的烏托邦猜想。黑格爾對雅各賓恐怖的觀察足以使他確信社會批判的這種形式是危險的，而且最終是無效的。同時，黑格爾左派的立場傾向於保留黑格爾的末世論信仰，即一個具有完全的和最終的合理性的社會秩序是可以在這個世界、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建立起來的。這個立場維持了黑格爾的一個可疑的理想，即有一種社會秩序可以一勞永逸地滿足理性的全部需求；它與黑格爾的末世論之間的分歧僅僅在於，它斷定完善的社會秩序是指日可待的，而不是已經存在的。相反，我在這裏提出的問題是：黑格爾主義社會理論能否對它自己關於什麽構成了善的社會秩序所做的敘述采取一種更加開放的態度，也就是對它自己的善的標準采取一種態度，既允許個人把他們的社會角色作為他們本人身份的一部分來加以肯定，卻又認為這些規範性標準在意外的曆史發展麵前可以接受實質性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