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直接明了的是，前麵的方法論考察如何轉化為社會研究的實踐。對阿多諾社會學的理論維度的更好把握取決於一種理解，即理解理論分析在他的特定社會現象的社會學調查中的運作。阿多諾的一些作品闡明了這種運作。接下來的兩節將分別引用1938年到1953年的著作以及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著作。這個區別主要不是由時間順序引起的，而是反映了理論分析在兩個文本中表現自身的不同方式。
(一)對大眾文化的反思
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阿多諾的美國社會學從各種經驗來源中汲取材料。不管它們的來源如何，阿多諾認為這樣的事實重構是不值得信賴的，因為它們掩蓋了它們的社會維度。下麵的段落將闡明他相應地做出的識別社會學材料的社會維度的努力，這種努力所借助的是那些貫穿在他的交換社會理論中的概念。通過揭示材料所掩蓋的東西，理論不僅提出了看待社會生活的新視角，而且推翻了事實的這樣一種主張，即主張成為現實的正確表達。
1.無線電廣播的理論化
阿多諾對拉紮斯菲爾德20世紀30年代無線電廣播研究的參與使他理論分析的旨趣對他社會學的影響變得突出了。就拉紮斯菲爾德的標準而言，阿多諾“簡直是太過於理論性了”(傑內曼，2007:18),這個事實看起來為兩位流亡者之間眾所周知的摩擦貢獻了重要的意義。阿多諾圍繞音樂一社會學問題精心製作了理論框架(1991a:29—60),並打算把它們用在該計劃的無線電廣播和聽者反應的調查中(CM218)。拉紮斯菲爾德(1941:2-8)則信奉“行政研究”,這牽涉到有關哪些類型的聽眾——考慮到某些屬性、稟性、習慣、環境，等等——消費不同的媒體及其內容的經驗研究。行政研究也試圖觀察媒體內容是如何得到接受的：廣播節目是受人喜愛的還是令人討厭的，它們如何在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得到理解和回應，或者它們如何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這樣的研究經常應機構的要求得到實施，而這些機構試圖用廣播、報紙或者其他媒體來影響公眾。盡管把自己描述為一個“歐洲實證主義者”,但是拉紮斯菲爾德(1941:14—16;1968:271,322—326)也同情霍克海默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旨趣。他盼望批判社會學和行政社會學之間的合作，特別是阿多諾的理論工作和經驗研究之間的合作，並希望概念的框架能夠有助於收集和闡明資料。阿多諾發現，他將為之做出貢獻的社會學從而把理論僅僅當作一個“補充的”角色，並且一旦獲得資料就廢棄理論。他不能夠同意這一點(CM 223,227-228,另見CoM477)。阿多諾的目標是對事實材料進行一種批判的理論考察，而不是對事實材料的收集和澄清進行概念的指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