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也許會合理地假定，在為社會變革和反對屈服給出這樣一個有力的實例時，阿多諾會認可社會實踐——旨在傾覆交換社會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然而，盡管實踐構成了他社會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題目，但事情是微妙的。阿多諾的交換社會的社會學妨礙他支持集體活動。雖然尊崇變革的需求，但阿多諾宣稱“這是理論的時代”(MCP126)。盡管如此，人們切不可匆匆得出結論說，阿多諾的社會—批判計劃被迫進入純沉思的“死胡同”(布克一莫爾斯，1977:190)。阿多諾對於大屠殺的觀點強化了他對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的集體激進主義的反對，但是它也使得他在戰後幾十年裏支持特定的政治介入。在對大屠殺的反應中，阿多諾甚至使他的部分社會學致力於草描一個與“野蠻”戰鬥的計劃。
(一)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偽行動
在1966年的一次訪談中，阿多諾承認了一種“對實踐的漸增的厭惡，與我自己的理論立場相矛盾”(VSII738)。他有抵製組織集體的、激變的活動的企圖，這種抵製當然與他對社會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社會—批判強調大相徑庭。然而，其他社會學考察一般性地提升了對社會實踐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學生行動主義的前後一致的關注。阿多諾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中，集體組織的政治計劃易於萎縮成為無效的“偽行動”(CM269)。偽實踐標示著“借助嚴肅性和重要性的狡黠記號把能量引導到無意義的行動”(P 80-81)中。①在總體社會化的世界中，社會調節著人們能夠奉行的一切。客體的“需求”是社會決定的(CM265)。社會進程為改革活動的可能和要求創造了條件。因此，“有意義的實踐”(SSI579)充分體現為一種導致社會變革的介入所必須做的事情，它依賴於對社會及其曆史趨勢的一種社會學理解(IS 27,149—150)。然而目前，社會現實以及改革活動因此必須采取的方向並不是直接可理解的。在“尚未開始消融的”凍結條件中，“真正的政治”被阻塞了(NLII93)。令人失望的1968年法國造反運動以及它們針對“那些管理炸彈的人”的“街壘”,說明了當代行動主義的誤入歧途的、無足輕重的，甚至“荒唐可笑的”運作(CM269,另見VSI399;2002c:17)。由“總體係統”所“中介”的客體需求僅是理論上可決定的。試圖改變未解釋之世界的一種“不耐心”實踐是“虛弱的”和“失敗的”(CM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