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係1977級 馮禹
正如馬秋莎同學所說，葉丹是曆史係1977級的核心人物，雖然他並沒有擔任班級幹部，但其領導力和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他說話聲音洪亮，讓人聯想到美聲男中音的腹腔共鳴。他的話極富幽默感，但毫無玩世不恭之意。
在我的記憶中，和葉丹同學的第一次深入交流是入學後不久，學校讓我們去農場勞動。當時我心中不悅，因為在工廠工作了近八年，好不容易等到個上學的機會，憑什麽又讓我們去勞動?班裏的一些同學比我吃的苦更多，曾去插隊的葉丹就是一位。真正從校門到校門的同學寥寥無幾，應該讓我們抓住好時光讀書。我和葉丹一拍即合，決定寫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我起的《我們要讀書》,而詞句則由葉丹口述，另一位同學揮毫下筆，一張慷慨激昂的大字報就這樣貼了出去。雖然大字報並沒有起作用，但葉丹那出口成章的水平讓我印象極為深刻。
我和葉丹的第二次深入交流是關於曆史研究方法的。一次拜訪了著名學者黎澍先生後，葉丹很激動地跟我談黎先生的看法，同時也暗暗提醒我注意，因為我的研究風格是特別注意原始史料的考據。他轉述說，研究古代史及中古史的原始文獻也就那麽多，前輩學者已經都看過了，再從中找到有意義的東西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應該在方法論上做文章，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舊的材料，這樣才可能實現學術上的突破。我當時表達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史料還需要整理開掘等，後來才逐漸體會到葉丹講的道理的重要性。
我和葉丹見的最後一麵是他知道我要去美國波士頓後，專門約我到他的辦公室，強烈建議我拜訪哈佛大學的中國曆史、哲學教授杜維明先生。杜先生曾經來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做過一個報告，主題好像是對鄭和下西洋的高層次研究，後來葉丹訪問美國的時候見過杜先生，提起了這件事。在葉丹的介紹下，我很快和杜先生建立了聯係，並在先生的推薦下去弗吉尼亞大學教授中國曆史和中國思想史，開始了在美任教之路。杜先生說，他對葉丹思想的敏銳和知識麵的廣博印象極深，非常高興能和兩位當年聽他報告的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的同學成為朋友。在與杜先生的接觸過程中，我很快懂得了葉丹為什麽那麽強烈地希望我找他，這的確是一位思想深刻的世界級學者。葉丹在事業並不順利的情況下還想著隻和他有過一年多同窗經曆的朋友，真是令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