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生命政治學的原初語境可知，福柯雖然並非生命政治概念的創造者，但生命政治學作為係統的理論被明確闡釋，毫無疑問肇始於福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係列講座中，並未明確界定“生命政治”的概念，在其文本中生命政治通常與生命權力具有相同的涵義。生命權力是與君主權力相對立的一種新型權力，從權力和生命之間的關係來看，君主權力是一種“刀刃的權力”,其本質是一種“使人死”的權力；生命權力是一種“負擔生命責任的權力”,其本質是一種“使人活”的權力。在《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揭示了政治權力對生命操作的這種根本轉變：“我認為，19世紀政治權利的重大變更之一就是，我不說正好是代替，而是補充這個統治權的古老權利(使人死或讓人活),用一種新的權利，它不會取消第一個，但將進入它，穿越它，改變它，它將是一種恰好相反的權利，或毋寧說權力：‘使’人活和‘讓’人死的權力。君主的權利，就是使人死或讓人活。然後，新建立起來的權利是：使人活和讓人死的權利。”①
福柯把19世紀歐洲新建立起來的“使人活”的政治權力稱為“對於生命的權力”,即“生命權力”(bio-pouvoir)。從君主統治權的“使人死”到對於生命的權力的“使人活”,標誌著生命權力的誕生。生命權力何以能夠使人活?福柯考察了18世紀歐洲的兩種新型的權力技術形式，即18世紀初的規訓肉體的技術和18世紀末的調節生命的技術。這兩種權力技術形式在不同層麵提高生命、生產主體。
具體而言，18世紀初西方社會在醫院、監獄、軍隊、工廠、學校等機構普遍出現一種新的技術係列，它們通過紀律、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檢查、矯正等手段對人體進行零敲碎打和精心操縱，不斷生產馴順且有用的肉體。正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產生了一種支配人體的技術，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製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②對生命主體而言，“肉體被要求能夠馴順地適應最細微的動作”③。人體正在進入一種探究它、打算它和重新編排它的權力機製。這種圍繞肉體建立起來的規訓權力，其實質就是肉體人的“政治解剖學”,也是一種“權力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