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社會已經從規訓社會進入到了一種控製社會。“規訓社會”(the disciplinary society)是福柯《規訓與懲罰》中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社會為每個個體提供一個統一的、規範性的根據、標準和尺度，所有人都必須被規訓到這樣一個統一的規範性上。“控製社會”是德勒茲在福柯規訓社會基礎上提出的一個關鍵概念。與規訓社會的管控相比，控製社會是信息時代的一種強化版本的持續不間斷的控製。德勒茲認為“我們正在進入控製社會，這樣的社會已不再通過禁錮運作，而是通過持續的控製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①,它對應的是“控製學”和“電腦”。在這個意義上，規訓社會也就是信息傳播社會。在“控製社會”判定的基礎上，德勒茲認為我們除了研究絕對統治權、懲戒權(又被譯作規訓權力)外，在現代社會還應研究“變得霸道的對信息傳播的控製權”。
關於這一點，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當下顯得尤為重要。控製社會意味著每個個體可以是理性多元的，它容納每個人的行動自由，同時又能夠通過一種精細化的信息數據化管理全方位地管控每個人。基於此，西方社會主要采用了自由主義的放任的治理術。為了占據新自由主義話語下治理的合理性，資產階級不斷取消有可能暗示規訓意圖的治理手段。放任娛樂，消費新潮，個人的自由性多元論成為正義本身。美國共和黨人曾竭力反對全民醫保議案，西方國家的一些當政者試圖取消公共衛生領域社區管理的強製性和幹預性，這些國家的城市治理的權力載體在與市民健康休戚相關的各個領域都不斷地退縮。
關於西方社會在應對大流行病時所采取的治理方式，福柯在1978年法蘭西課程的演講中，曾作出了頗為獨特的曆史譜係學分析。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福柯分析了中世紀以來西方社會應對流行病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措施。中世紀應對麻風病主要采取排斥的方式，實際上，這是將麻風病人與非麻風病人之間截然對立的一種舉措。17世紀西方國家應對鼠疫時，主要采取了隔離管治的方式，這是一種明確規定具體時間、行為方式、食物類型的規訓係統。西方18世紀應對天花的方式與前兩種方式又有所不同，它通過統計學分析來判斷接種疫苗的風險、死亡率及不同年齡階段接種疫苗的效果，並以此來阻止流行病的傳染。這種應對天花的方式被福柯稱為“安全機製”,它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間作出區分。“它所考慮的對象是一個整體，沒有病人與非病人之間的隔絕和斷裂，也就是說，它從整體上考慮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觀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係數是多少，也就是說，預計在全部人口中，因為疾病而死亡的人數正常情況下是多少。”①這樣能夠在整體上確保人口的安全，即使有部分人會因感染病毒而死亡。不對病人和非病人作出區分，表明這是一種既非排斥又非管治的更為自由的治理方式，而這種自由放任的治理方式卻是建立在對所有相關的綜合因素精確掌控和把握的基礎上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自由主義治理術和控製社會具有內在的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