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命政治發生的一般場所絕對不是阿甘本所謂的集中營和難民營，而是工廠。集中營和難民營隻是生命政治發生的非典型性狀態，工廠才是現代社會的一般場所。在生命政治學看來，與權力密切相關的概念正是“裝置”。福柯曾經指出，生命政治學所研究的對象不是權力，而是權力機製。隻有從裝置入手，才能梳理出權力發生的機製。“裝置的本質是策略性的，這意味著，我們正在談論的，是對權力關係以及對權力關係中理性而具體的幹預的明確操控，其目的要麽是促進這些關係向特定方向發展，要麽就是阻止它們，使它們穩定下來，並對之加以利用。因此，裝置總是嵌入一種權力遊戲之中，這種知識來自裝置，同樣也對它作出了限定。確切而言，裝置就是關於權力關係——它們支持特定類型的知識或受其支持——的一套策略。”①阿甘本進一步明晰了福柯的裝置概念，他做出了三點歸納：①“裝置是一套異質的東西，事實上，它以同一個頭銜囊括一切，無論是語言的還是非語言的：話語、製度、建築、法律、治安措施、哲學命題等。裝置本身是在這些要素之間建立起來的網絡。”②“裝置始終具備某種具體的策略功能，始終存在於某種權力關係之中。”③“因此，裝置出現在權力關係與知識關係的交叉點。”②綜合福柯的定義和阿甘本的論述，裝置就是關於權力關係的一整套策略，其目的是實現明確操控。
裝置是關於權力關係的網絡，具備某種具體的策略功能。這種策略功能就是裝置所具有的技術意義：“機器或機製的一部分以及(通過延伸)機製本身得以組織的方式。”③一切裝置都意味著主體化過程，一旦缺失這種過程，它就無法發揮治理裝置的功用，而且還原為純粹的暴力活動。“在這個基礎上，福柯早已證明，在一個規訓社會，裝置如何旨在通過一係列實踐、話語和知識體係來創造溫順而自由的軀體，作為去主體化過程中的主體，這些軀體假定了它們自身的身份和‘自由’。因此，裝置首先就是一種生產主體化的機器，唯有如此，它才成為一種治理機器。”④裝置是一種主體化過程和去主體化過程的統一。從去主體化的過程而言，裝置通過一係列權力關係網絡來規訓和懲罰主體，使其喪失自己能動的主體性；從主體化的角度而言，權力裝置最終創造出溫順而自由的軀體，這些軀體假定了它們自身的身份和“自由”,成為一種具有特定身份的主體。主體化過程正是在去主體化的過程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