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懲戒肉體的意義上，資本家通過紀律對工人的規訓，還是在調節生命的意義上，資本家通過產業後備軍對工人的脅迫，兩者都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生命政治的誕生和勞動力成為商品密切相關。借用保羅·維爾諾的話：“要想理解‘生命政治’這一術語的理性內核，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概念開始，一個來自哲學觀點的更複雜的概念：勞動力(labor-power)的概念。”②勞動力就是勞動能力，馬克思明確將其“理解為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③。保羅·維爾諾在馬克思對勞動力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勞動力作為最多樣化的人類能力(講話、思考、記憶、行動等的潛在能力)的總和同時包含了“生產的潛力”,而潛力就是“天資、能力、活力”。保羅·維爾諾更看重的是勞動力所蘊含的潛能。勞動力作為一種潛在的勞動能力，具有諸多可能性。然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卻設定著勞動力自由發展的界限，過濾掉了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等質的差異性，同質化為可以加以衡量的量的關係。使得所有的勞動力都轉變為勞動量，勞動力勞動的多樣性和潛能性被抹殺了。“談勞動能力並不就是談勞動，正像談消化能力並不就是談消化一樣。”①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下，勞動能力最終轉換成了同質化的勞動量。這種同質化正是通過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以及勞動力本身成為商品這一前提而實現的。現代社會生命政治的實質就是把具有潛能和創造性的“活勞動”(自由勞動)規訓為喪失生命潛能和活力的“死勞動”(機械勞動)。
我們在此重新賦予了“活勞動”和“死勞動”這一對範疇以全新的含義。“活勞動”指的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體現了工人的潛能和創造性；“死勞動”指的則是被資本控製的工人的機械勞動，喪失了人的生命潛能和活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隻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②在馬克思的這一經典表述中，“死勞動”指的是資本，“活勞動”指的是工人的勞動。馬克思旨在說明，資本本身作為“死勞動”並不能創造價值，所謂的自行增殖不過是資本增殖的幻象，而創造剩餘價值的隻能是作為活勞動的工人。“死勞動”支配著“活勞動”。從生命政治的視角來看，所謂的工人的“活勞動”也是“死勞動”,因為工人的勞動受資本所支配，它體現的不是工人自己的意誌，而是資本的意誌。資本及其所支配的勞動都是死勞動。“死勞動”就是指機器體係中機械性的、作為機器的零件而存在的工人的勞動。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用“死勞動”指代機器零件式的工人的機械勞動，但“活的附屬物”“有意識的機件”“有意識的器官”"旁觀者"等表述無疑隱性地表達了工人勞動的“死勞動”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