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無產階級作為**生命被剝削、被物化，這至少說明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體係中還具有一定的利用價值。一旦資本主義不再對其進行剝削、物化時，無產階級中的一些群體就真的成為存在著的無，成為被廢棄的生命。鮑曼以“園藝型社會”為類比指出，在園藝文化中，一部分雜草由於沒有絲毫價值，會被隔離、轉移，乃至被清除。同樣，在生命政治的生產性和消費性社會中，如果資本家判定工人不再有能力從事生產和消費活動，那麽他們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正如至高統治者有權決斷**生命之生死一樣，資本也有同樣的權力對無產階級之“生死”進行決斷，將一部分無產階級判定為多餘的、無用的，乃至有罪的廢品。他們是失業的窮人，現代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①。
相對於傳統手工業勞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是機器大生產。機器的引進使得大量工人失業。馬克思在《工廠視察員報告》中以毛紡織工業為例指出，當精梳機出現後，手工梳毛工人的產品比機器的產品要少得多，手工勞動被淘汰，工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附於機器。與此同時，“就機器使肌肉力成為多餘的東西來說，機器成了一種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體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①。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工人階級分為“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前者是直接參與生產的工人，而後者是潛在的雇傭工人，也稱“相對過剩人口”,其實就是失業工人。機器生產體係的引進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造成了大規模的失業人口。作為失業工人的產業後備軍在某種意義上成了資本家加深剝削工人程度的有效工具。機器體係的使用不僅代替工人的勞動，還將婦女、兒童等補充勞動力納入勞動範圍，這就導致男性勞動力的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把未成年人變成單純製造剩餘價值的機器，就人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廢，——這和自然的無知完全不同，後者把智力閑置起來，並沒有損壞它的發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②把兒童送到工廠工作，使得兒童在身體和精神上遭受雙重摧殘：喪失了健康的體魄，荒廢了頭腦的智力。因此，“機器從一開始，在增加人身剝削材料，即擴大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的同時，也提高了剝削程度”③。工人為了滿足自身需要，保障自己的權益，必然要與機器發生對抗。所以早期的工人鬥爭經常表現為對機器的搗毀。在工人看來，正是機器的存在使得他們喪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得他們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淘汰、所廢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