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比喻為“魔術師”,而把“資本”比喻成“魔鬼”。他指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製關係，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①。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馬克思這段論述的話，就會發現馬克思的這一隱喻實際上包含著正負兩層含義：一方麵，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這個“魔術師”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召喚出了無數的生產力；另一方麵，這個“魔術師”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即資本了。
吉登斯也曾明確地把馴服資本為標誌的現代社會稱為“駕馭猛獸”。吉登斯追問道：“我們，作為整體的人類，究竟在什麽程度上能夠駕馭那頭猛獸?或者至少，能夠引導它，從而降低現代性的危險並增大它所能給予我們的機會?現在我們怎麽會生活在一個如此失去了控製的世界上，它幾乎與啟蒙思想家們的期望南轅北轍?”①無論是馬克思的駕馭或支配“魔鬼”,還是吉登斯的“駕馭猛獸”,都向我們表明：“馴服資本”的問題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所麵臨的最尖銳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資本主義是沒有辦法或無力馴服資本這一“魔鬼”的，馴服資本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任務就是“馴服資本”,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現代性的文明是資本的文明，因此，“馴服資本”的道路就是一條超越“資本的文明”的道路。能否超越“資本的文明”,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關鍵就在於能否駕馭資本的邏輯。毫無疑問，作為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資本仍是現代社會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了資本主義大工業體係之後，也要利用資本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社會手段。“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麽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②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