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洛讓我們注意類似東方道禪意境的高峰體驗，其目的就是為了引出他對科學人本主義認知框架的某種新界說。他不厭其煩地讓人們關注到這樣一個事實：當人們處於高峰體驗中時，似乎總有一種超越感，仿佛“我即是佛”,而不再(暫時)是原先那個“小我”。當我領悟
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中那種崇高英雄歡樂的心境時，我就拋棄了在現實生活中那個為了謀生而唯唯諾諾的謙卑麵具；當我醉心於大海那寬闊無邊的雄壯氣勢時，世俗生活中似乎無法擺脫的苦惱一掃而光。在高峰體驗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高大的與上帝並肩的“大我”和一個在世俗中忙碌的“小我”。馬斯洛要我們抓住前者，擯棄後者。因為，前者正是科學人本主義所主張的存在性認知視界中的產物，而後者則是一般常人所具有的缺失性認知的結果。
馬斯洛認為，所謂存在性認知(cognition of Being,簡稱B認識)不同於那種由一般個體缺失性需要構成基礎的認識，即缺失性認知(cognition of Deficiency,簡稱D認識)。馬斯洛原來在研究科學認知時，將兩種不同的認知類型稱為“焦慮的認知”和“健康的認知”。後者又是為安全需要服務(避免焦慮)的“審慎認知”和以成長為動力的“勇敢認知”的統一。①在他看來，一切常識的認知都是缺失性認識，所有的一般人(“凡夫俗子們”)都隻能在其生存地基本需要的匱乏中與對象發生認知關聯。缺失性的需要和動機引導著人們帶著濃厚的功利價值取向去認識為我的對象，因而致使這種認識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不可能真實的。與此相反，存在性認知才是擺脫了一切偏狹功利取向的真正的人的科學認知形式。也隻有人站在存在價值的本體框架中，才能超越缺失性常識認知，從而實現一種認知視界的轉換。馬斯洛分析道，由於缺失性認知是從基本需要或缺失需要以及它們的滿足和受挫觀點組織起來的，所以，世界被編進我們自己需要的滿足組和受挫組，世界的其他特點被忽視或被掩蓋了。②在這個意義上，缺失性認知也可以叫作“利己認知”(selfish cognition),這種認知是不可能真正接近真理的。而存在性認知是離開了主體自我的客觀性“對象認知”,在這種認知中，人們“按著對象自身的真象和它自身的存在，不涉及它滿足需要或挫折需要的性質，即基本上沒有涉及對象對於觀察者的價值，或它在他身上的作用”①。這樣，在這種新的視界中，人就能排除主體的偏好，真實地去把握和透視客觀世界的本質和各種客觀特性。馬斯洛將這種存在性認知視為一種高級的認知形式。在《科學心理學》一書中，馬斯洛也借用馬丁·布伯對我-它關係和我-你關係的區分，將上述兩種知識指認為“我-它知識”(I-It knowledge)和“我-你知識”(I-Thouknowledge)。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