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權力的本質屬性而言，封建專製政權不會容忍任何無視其權威的社會力量的發展。為了防阻明季紳士力量坐大現象的重演，也為了摧抑士大夫的民族意識，清王朝以淩厲之勢挫削紳士的力量。“清之所異於明者，在摧挫士氣，抑製紳權。”①對地方紳士的嚴厲懲治，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後的基本政治手段。《東華錄》載：“順治三年……諭：運屬鼎新，法當革故。前朝宗姓，已比齊民，舊日鄉紳，豈容冒濫……自今諭示之後，將前代鄉宦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泛差役，與民一體均當，蒙混冒免者治以罪。”②1652年，清廷由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以規範紳士的行為；1660年，由禮部嚴飭學臣約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糾眾盟會，違者嚴加治罪。③統治者對紳士力量的嚴酷之舉，確使“各地帖伏，無複明代紳士囂張之勢矣”④。然而，統治者的嚴厲措施，隻是削減紳士力量於一時，而未能從根本上弱化紳士對地方社會控製的能力。道光以後，地方紳士的權勢已日見擴張：
粵東吏治偷敝，人人以勢利爭勝，玩視法度，積成風氣。官評之賢否，專視紳士之愛憎，百姓疾苦，無過問者。⑤——同治年間。
近來紳士往往不安本分，動輒幹預地方公事，甚至借端挾持官長，以遂其假公濟私之計，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亟應認真查究以挽澆風。⑥——光緒年間。
無疑，封建專製製度不時塑製著皇權的絕對形象，同時，封建社會文明的機體裏也滋生著抵禦皇權的“免疫”係統。終究，在社會生活的最廣闊範圍內，在千年如斯的基層社區內，離開紳士的社會權威力量，皇權也隻有象征的意義。代表皇權執行政務的官府，謹慎而又有分寸地“禮遇”紳士，求得官權與紳權的合作共治。“各省州縣之待所轄紳士，假以禮貌，使有別於齊民。”①通常情況下，“地方官到任以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訪紳士，聯歡紳士，要求地方紳士的支持”②,否則，地方官員往往被紳士們合夥搞掉，或者經由同鄉京官用彈劾的方式把他罷免或調職③。因而，知縣們被反複告誡說，縣官遇見紳士，“皆宜下轎敘謝遠勞”,不能“妄自尊大乘轎從紳士麵前長驅而過”④。縣官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號房探明“地方大紳士生日號行，均要寫明，貼於辦公之處”。因為“紳士為一方領袖，官之毀譽，多以若輩為轉移”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