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鄉村社會的教化體係——官方與非官方教化組織二元同構性體係——不同，近代鄉村社會的教化體係乃是一個新興教化體係與舊式教化體係異質並存的複合體。舊式教化體係以儒家學說為指導理論，以維護王朝的統治為旨歸。新式教化體係則重在傳播西方現代的知識與文化，以開通民氣為標的，這是兩個根本不同質的體係。當新的教化體係在近代社會誕生並成長之時，舊的教化體係仍同時在社會中存在並發生緩慢的變動。在任何時候，新的體係的誕生必然不可能完全脫離舊的東西而獨立發展。同樣，在近代社會，新舊鄉村教化體係之間存在著重疊更替的過渡組織。新舊鄉村教化體係的異質並存便構成了晚清鄉村教化模式的時代特征。
與傳統教化體係不同的是，晚清鄉村社會的教化體係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向，這首先表現在教化組織形式屬性的多元化上。傳統鄉村社會教化體係是官方教化組織形式與非官方教化組織形式的二元結構。而在晚清，在這二者之外，教堂與教會學校的出現卻以完全不同於上述二者的方式楔入了中國社會，它是西方入侵中國所帶來的產物，並不受中國政府的控製，基本上獨立於原有的教化體係之外，是外國殖民勢力對中國社會進行思想教化與控製的工具。隨著西方商品經濟的湧入，自然經濟日趨破產，人們開始走出家門，在廣闊的社會中尋求生路，人們相互間的聯係加強，公共領域內的活動相應強化。“19世紀中葉以降，隨著中國傳統社會開始向近代社會轉軌，傳統‘公’領域呈現出明顯的擴張趨勢。”①鄉村社會教化作為公共領域的範圍，其重要性日益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從而，新式社會法團在鄉村教化中的力量開始強化。教育會在近代出現，成為鄉村教化中的重要團體。在舊的教育製度尚未崩潰、新的教育製度尚未形成的20世紀初葉，教育會成為二者轉換的中間機構。“直至1909年，全國教育會已達到723個，擁有會員48432人，借此形成了以紳士階層為主體，以教育會社團為依托的掌控地方新式文化教育的組織體係。”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