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與文化遭遇“千古未有之奇變”。一方麵，在西方資本主義商品的衝擊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逐漸破產，固有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著錯動。向來居於“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得到提升，從商之人增多，且有士大夫步入商人行列，“同光以來，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營商業者，有罷官而改營商業者”③。另一方麵，傳統教化體係麵對著劇烈的社會變動，失去了維係人心的傳統功能。在專製社會中，社會規範是以維護王權的利益為基礎的，教化體係所遵循的社會規範同樣以王權的利益為旨歸。在清代鄉村社會教化體係中，儒家學說成為教化所奉行的理論標準。在晚清，這一標準本身正麵對著自己難於解釋的問題。儒家學說提倡忠孝節義，重內心的修養與人格的鍛煉，尊崇禮義道德對於治國的作用。倭仁就提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④但是，實際上，尊崇禮義的上邦總是不敵持“奇技**巧”的“夷狄”。於是，清朝實行鄉村教化所奉行的社會規範本身就陷入了迷茫。傳統的教化體係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其一，傳統鄉村教化組織趨於形式化。在社會生活內容發生巨變的情況下，原有鄉村教化組織未能及時應變，遂在時代發展中日趨形式化。“今之保甲，虛貼門牌，隱匿不知，遷徙不問，徒飽胥役，即詡善政，民病盜喜。”①同治元年(1862),順天府尹林壽圖無可奈何地說，保甲之法“雖已刻有成書，頒行州縣，無如視為具文、虛應故事”②。在保甲製成為具文的同時，鄉約組織也經曆了同樣的命運，早在乾隆時期就有人指出鄉約宣講的弊端：“其荷鋤負耒之夫，貿易之子，並未有一人舍其本業前來聽講者。間或行路之人，駐足觀聽，又於聖言之精義未能入耳會心。在州縣原不過奉行故事，而督撫開列首條亦不過遵巡舊文。”③在近代，鄉約宣講更趨於形式，時人指出：“蓋上無教化，則下多涼德，其士大夫鮮廉恥而日習於**侈，其民蔑倫紀而日趨於邪僻，見異思遷，有必然者。製書朔望宣講聖諭，久已視為具文，今無圜聽之人矣。”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