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國家主體而言，它對鄉村民眾進行思想教化時，必然要利用多種途徑，既要利用常設的社學、書院、鄉約、宗族等常規性的教化組織，也要利用旌表、宗教、戲曲等一些非常規性的、不定期而出現的教化形式，這些教化組織與形式共同構成了清代鄉村社會的教化體係。
清代鄉村社會的教化體係乃是一個二元同構性的組織係統，即以保甲製為代表的官方教化組織與形式和以宗族、鄉約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組織與形式同構而成。
在這一“二元同構體”中，紳士階層起著社會紐帶的作用。紳士們“出則為官，入則為紳”,成為連接官方係統與非官方係統的最佳契合點。清王朝明確規定了紳士們在鄉村教化體係中的領導地位，在下令“每鄉置社學一區”的同時，亦要求“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雍正元年(1723)對於社學的教師又做出了明確規定：“州縣於巨鄉大堡各置社學，擇生員學優行端者補充社師。”①由於這一階層所具有的學識和權威性，他們在非官方的教化組織和形式中也同樣占據著領導地位。在宗族組織中，“族正以貴貴為主，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②。在鄉約組織中，也是“於舉貢生員中揀選老成者一人，以為約正”③。
作為鄉村教化體係領導力量的紳士階層，由於知識的占用和特權的享受，在鄉村社會中具有天然的權威，他們本身就對鄉村教化起著重大作用。“士子者，百姓所觀瞻”④,“士人有廉恥，而後鄉裏有風化”⑤。呂坤曾言道：“吾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唯秀才之容是觀，唯秀才之言語是聽；即有狂態邪言，亦相與竊笑而不敢言短長。秀才搖擺行於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為其所笑耳。”⑥如果紳士們貪婪好利，行為無常，彼地則教化難行，風俗敗壞，“士大夫任風化之責，既恬不為慮，又不躬行儉讓以先之，欲俗之歸複於厚，安可得也。”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