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之道，以教化為本。移風易俗，實為要務。誠亂者輯之，強者訓之，相觀而善，奸慝何自而逞。故殘暴者，當使之淳厚，強梁者，當使之和順，乃可幾仁讓之風焉。舍此不務，何以克臻上理耶。”①早在1619年7月，努爾哈赤就充分意識到社會教化在政治統治中的重要作用。康熙九年(1670),聖祖諭禮部曰：
朕惟至治之日，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戶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②
就王朝的安危和權力的鞏固而言，軍事統治和嚴法峻刑隻是一時之舉，而非久遠之策。因此，清朝統治者在實踐中確認了“教化為本”的統治原則，並逐漸形成並完善了自己的鄉村社會教化體係。
為了從思想上控製鄉村社會的民眾，清王朝建立了一係列的組織來承擔社會教化的職責，主要有社學、書院和保甲組織。
從順治至雍正年間，清廷多次下令要求“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③,“凡近鄉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內有誌學文者，俱令入學肄業……務期啟發童蒙，成就後人，以備三代黨庠術序之法”④。社學的設立，任務主要有兩方麵：一是教訓生童，啟迪百姓，化民成俗，以收教化之功；二是教會學生識字讀書的基本技能。社學是一種兼有學校作用的社會教化組織。
清初，鑒於明末的教訓，對書院采取抑製政策。隨著清王朝統治的日趨穩定，清廷對書院的態度也轉變為積極興辦。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敕令曰：“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擯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①從此，清代書院經曆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清代書院是以考課為主，“講學者鮮”②。但書院學生所習仍為儒家經史之術，“書院肄業士子，令院長擇其資稟優異者，將經學史學治術諸書，留心講貫以其餘功兼及對偶聲律之學。其資質難強者，且令先工八股，窮究專經，然後徐及餘經以及史學治術對偶聲律”③。正是通過書院的教育，一部分士子和生童獲得儒家倫理知識。與社學相比，書院教化的範圍較窄，且教化內容的程度較深，它更多的是入仕或即將入仕的人們接受教育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