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閉關政策”的曆史估價，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角度已經給出了足夠的評說。然而，無論是從“禁教”與“防夷”的直接曆史作用，還是從“閉關政策”對中國社會長久的文化心理影響來看，有兩點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第一，“禁教”和“防夷”導致中國社會錯失了追步西方的曆史機遇。觀照人類曆史發展的總進程，可以說清朝處於一個極其幸運的時代。中西文化的交匯和衝破民族地域界限的世界曆史進程，為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轉折機遇。在康熙親政的大約半個世紀中，西方文化的傳入表現得極為活躍。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白晉、湯若望等在科技事業上的積極努力，曾經為中國的科學發展提供了契機。在西方傳教士主持下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成的《皇輿全圖》,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地圖測繪和地理科學知識，使這一全國性的三角測量，能夠名列世界前茅。②在康熙皇帝大力支持下，康熙六十年(1721)編成的《數理精蘊》介紹了從17世紀初年以來傳入的西方幾何學、代數學以及算術等數學知識，成為係統介紹西方數學的百科全書。③
但是，清王朝“閉關主義”政策的確立，終於阻斷了西方科學文化的傳入，非但如此，而且還毀棄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帶來的積極成果。由於西方地理科學的影響，清初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拋棄“天朝中心”“華夷隔絕”的觀念，對於地球和世界地理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編纂的《四庫全書》中卻說，利瑪竇所講的五大洲不過是荒誕的奇談。①因此，“閉關主義”首先閉掉了科學文化的發展，使中國社會失去了走向世界的難得的曆史機遇。
以通商為前導的中西交往，對於中國的經濟來說，同樣是曆史轉折的一次機遇，這是一個充滿選擇的曆史時代。五光十色的西方產品，攜帶著另一種文化和生存方式的信息，對於中國社會曆史走向選擇，無疑具有充分的認識價值和實踐上的揚棄意義。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是保持出超地位，但是，清朝厲行的“防夷”措施和壟斷貿易製度，僅僅在於“防範民夷交接”,而無視民族經濟利益本身。作為“防夷”製度化和“廣州的官員和商人收到了勝利的果實”的公行，“賦有政府的全權，一方麵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並充作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麵又作為源源而來的財路，那筆財富正是官吏們為之垂涎三尺，指望從中大撈一筆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