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運動層麵而言，近代中國的民族抗爭運動當以1901年為曆史界標，明確標示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不同時代特征，體現出民族運動的兩個不同的價值取向。即從鴉片戰爭時期三元裏民眾抗英活動開始，以及其後持續幾年的反入城鬥爭；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持續不絕的反洋教運動一直到義和團運動，屬於傳統民族主義的社會運動。1901年後以“拒俄運動”“反美愛國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等一係列前後相繼的民族鬥爭為主體內容，則屬於近代民族主義特征的社會運動。
從表現形式上看，兩大時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世紀傳統民族主義運動在表現形式上具有曆史的一致性，即從組織力量上看，無論是鴉片戰爭時三元裏的社學還是義和團時期的“壇”“拳”等，都屬於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機製。他們借以動員民眾的手段是傳統社會中具有隱秘性和隱喻性的揭帖、告白、歌謠、俚語等。而20世紀的民族主義運動無論是反美愛國運動，還是收回利權運動，其組織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團組織，如商會、學生會以及滲入其中的革命黨人組織等。20世紀民族運動的動員手段已經主要是報刊、電報、公告以及特刊，甚至還有各種公開的演講、報告等，更多地表現為公共性、公開性的載體。
大規模民族抗爭運動所依據的主要精神武器及文化內涵，是我們判別其時代特征的主要依據。可以說，1901年後大規模民族抗爭運動的思想內涵和精神武器發生了時代性變化，正是這種曆史性變化決定了民族主義鮮明的時代特色。
其一，從“華夷分辨”向“主權認同”的轉變。19世紀的民族抗爭運動從三元裏到義和團，民眾動員的精神力量是“華夷之辨”。雖然鴉片戰爭後有列強割地賠款、通商謀利等一係列攫取利益的問題，但借以動員民眾抗爭的主要理由卻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難保不生事端”這種注重文化異同的成分遠大於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認同為出發點的“華夷”觀念。因此，從三元裏鬥爭到反洋教乃至義和團運動，主要是從傳統文化遺存中發掘著動員民眾的思想武器，形成以“華夷之辨”"人禽之辨""正邪之辨"為特征的文化認同，來抵拒"西夷"的入侵。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其鬥爭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價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卻被傳統的文化認同嚴密地包裹著，並沒有凸顯為時代性價值。所謂“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說橫行，神人共憤”(沈葆楨語),“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傳教則並欲奪華人之心”(李東沅語)。因此，19世紀中國民眾主要通過反洋教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而這恰與此時西方列強“對傳教一事遠不及對通商重視”的選擇全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