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強哲理牖新知。”②的確，以“牖新知”而“移舊俗”曾是康、梁一生之追求，彬彬評論說：“綜梁氏一生，以純舊之學者起(科舉),以較新學者終。”③對於近代中國的曆史命運，梁啟超更多地寄望於新學，期以從本原上為中國之變革造就精神動力。梁啟超曾充滿自信地說過：“吾雅不願采擷隔牆桃李之繁葩，綴結於吾家杉鬆之老幹，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誠愛桃李也，惟當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鬆淆其名實者!”④戊戌變法之後，新學幾已成為時代之代名詞，流轉於社會各界之口。“新學之風既倡，民智漸開，故兩年以來，支那人士誠見言論，頗有異於昔日。從前自尊自大，自居於中國，而鄙人為夷狄之心，多有悟其為非者。先覺之士，慨世之徒，攘臂抗論，大聲疾呼，所在多有……”⑤
然而，轟然而起的新學並未能為中國社會變革和文化革新提供持久的動力和確定的方向，隨著曆史時代的變動，新學的熱潮很快消退於五四運動之後。“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隻剩下它的軀殼了。”①
當奮然勃興的近代新學把傳承既久的舊學逐出曆史舞台後，肇始不久的民國社會現狀，則成為“新學運動”價值的評估依據。據此，梁啟超不免黯然地說：“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著根本不對的兩點：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直到今日依然為變相的存在……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和‘西裝的超凡入聖大本領’。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他們隻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隻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中國人因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我大膽說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