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之爭”廝殺的殘酷性超越了學術或思想的範疇。但是，雙方在對新學的界定上卻是驚人的一致，即新學並非西學，而是“康學”。這提示著我們，近代新學所標示的是一種旨在完全取代舊學的新的學術形態或流派，它主要立足於中學的現代性與傳統性的觀照，而非西學與中學的對應。正是在“舊學派權威既墜，新學派係統未成，無‘定於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①的情勢下，康、梁主要立足於中學從學術源流上算賬，認為“中國自漢以來的學問全要不得”,而“以複古為解放”的路徑建構新學。雖有“外學”為激勵，但新學所本仍為“傳統”,故強調要溯源於“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②。所以，梁啟超與夏曾佑等新學家們的學術品性更多地回歸於“複古為解放”的中學特征。梁啟超追憶道：
我們的“新學”要得要不得，另一問題，但當時確用“宗教式的宣傳”去宣傳他。穗卿詩說：“嗟嗟吾黨人”即指“學術界打死仗的黨”……而且，夏之崇“墨子”,為其自名“別士”。③
癡迷於新學的梁、夏等輩旨在辟莽斬棘創開新路，“相約作詩非經典語不用”④,然其所謂“經典”,則“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麵，絡繹筆端焉。”“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雲。”①由此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可以感知所謂新學家們與中國傳統學術(周秦時期)上淵深根固的關聯；也可體悟出融孔佛耶三教一體，雜糅中西之路向，從一個側麵體現著新學之演進軌跡和特征。所以，拋開中學深厚的曆史之源和千曲百回的流遷蛻變動因，根本就無從談及近代中國的新學。因此，將新學直接視同於西學的識見，未免有輕謾無稽之嫌。
如果不將近代新學置於清代學術乃至整個中國學術演變的曆史進程中，就難以超越“時流”的遮蔽，而獲得富有時代性和曆史性的認識。就此而言，梁啟超洞微察遠的卓見予我們以更多的理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