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戊戌年間的“新舊之爭”,梁啟超事後回憶說：“那時新思想的急先鋒，是我親受業的先生康南海……當時我在我主辦的上海《時務報》和長沙時務學堂裏頭猛烈宣傳，驚動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闊官的張香濤，糾率許多漢學宋學先生們著許多書和我們爭辯。學術上新舊之鬥，不久便牽連到政局……表麵上，所謂‘新學家’完全失敗了。”①戊戌時期牽動朝野的“新舊之爭”,將康、梁推向了曆史衝突的巔峰。這是繼洋務時期的“中西之爭”後，近代中國學術文化論爭的第二波。曆史演進或許在表象上常有相似之處，然其內容卻有著本質的不同。比之於中西之爭，除了論爭主角的不同外，新舊之爭的焦點和內容也是完全不同的。②不同的曆史階段自有其不同的曆史主調。
此時舊學家們肆意詆毀的新學，也不再是朝野上下已經相對認可了的西學，而是經康、梁融合中西後有所創獲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學，即如舊派士人胡思敬所指陳的“康學”:“梁啟超……少從康有為受學……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劄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及應聘入湖南主講時務學堂，專闡發康門一家之學③,倡議廢拜跪，易服色，抑君權，伸民權。湖湘劬學之士，如皮錫瑞、樊錐、戴德誠等，皆為所惑。”④時值新舊更替之際，確若梁啟超所述當時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⑤,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⑥因此，構建新學以取代舊學遂成為最緊迫的時代任務。久困於舊學之中的梁啟超之所以敬服於康有為者，則在於此。然梁啟超認為康有為之“新學”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