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變法失敗的痛楚猶存之際，梁啟超於1902年就試圖從學術思想演變的大勢中追索曆史成敗的深層關聯性。晚清“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的社會思潮，是在應對西方挑戰中不斷失敗的曆史總結中形成的，這使得20世紀之交的梁啟超更多地癡迷於“新學”救亡的理念。在梁啟超一生持續不絕而又複雜多變的追求中，對於新學的探究、創獲和深省，始終是其謀求政治革新的“原動力”。梁啟超認為“欲謀政治之根本改革，須從國民心理入手，欲改造國民心理，須從社會教育入手，社會教育主要之工具為輿論，輿論之靈魂為思想，故思想乃創造新時代之原動力”①。
自從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大開之後，中學就無可避免地難逃西學的浸染，盡管其範圍有限。至晚清，西學對於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文化的衝擊，卻如破竹之勢，“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會政治的組織，自聖經舊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漸漸的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②。鴉片戰爭以降，“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欲求知識於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③。
梁啟超新思想的發軔和新學的建構均受西學之影響，“先生………於其所創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詳，而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於新舊知識，鹹得融會”①。鄭振鐸談及梁啟超的學術貢獻時，特別提及說，第一是鼓吹‘新民’之必要，第二是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學說，第三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術。②的確，數百年占居主流學術地位的舊學壁壘，正是在西學東漸浪潮中轟然破碎的。“於時歐學正東漸，新書洋裝誇瑰瑋。聞所未聞見未見，舊學當之輒披靡。”③那麽,由此崛起的新學是否就是西學本身，或者“‘新學’基本是‘西學’的同義詞，至少是近義詞”④?問題恐非如此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