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一度成為從風而靡的社會時尚，是在庚子以後，然“新學”風潮之發端卻在甲午戰爭後。時譽稱之為“新學旗幟”並與康有為齊名的梁啟超，於近代新學風潮的湧動功莫大焉，謝國楨在《梁任公先生遺事》中頗有讚辭：“其邁往之風，有非尋常人所可及者，蓋有變風易俗之功，開創文化之力，自清末光緒之季，以迄晚近三四十年，大凡讀書之人，無不被其教化，受其影響者，可謂偉已!”②在20世紀之初新舊學時代轉換的曆史過程中，“當時學子既震於其文，又驚其所學”,適逢“時科舉方改試策論時務，故應試者亦多借《新民叢報》為藍本。其文字之勢力，乃遍及於學堂之學生，科場之士子”③。梁所具有的社會影響確實無可比擬：
際此鄙廛恂陋舉世昏睡之日，任公獨奮然以力學經世為已任。
其涉覽之廣，衍於新故蛻變之交，殆欲吸收當時之新知識而集於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無一不開其先路。……登高之呼，聾發聵振，雖老成夙學，亦相與驚愕，而漸即於傾服。所謂“思想界之陳涉”,視同時任何人，其力量殆皆過之。①
雖然梁啟超一直是近代新學之領軍人物，“早拋舊業，肆力新知，浸以新學知名於世”,但在甲午之前，“外患未著,新政未萌，猶是科名時代，以梁之才思卓越，而以時代關係，固未能遽超乎舉業之範圍”②。故而，梁啟超本人超越舊學而力謀新學的過程，其實也就是近代新學從舊學蛻演、發端和形成的過程。
從梁氏學術經曆的演變來看，其“一生之智力活動，蓋可分為四時期”,但根本性轉變則是在甲午至戊戌時期的“自其撇棄詞章考據，就
學萬木草堂”的“第一期”,即張蔭麟所述“是為通經致用之時期”。③後人所論與梁啟超《三十自述》所記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