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近代新學的曆史命運
對於近代新學而言，因其內容的複雜和形態的不甚確定，以及功用的有限性，學界至今仍或語焉不詳，或襲承舊說①,遠未及其本相與實質。其實，新學之於近代中國不啻為傳統中學發生史無前例之轉型的一個特定曆史過程，實也是深入披尋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演進特征、運行趨向的必要視角。從戊戌時期糾葛錯雜的新舊之爭，到20世紀初年天下風靡的新學時尚；從張之洞《勸學篇》中苦心孤詣“權衡新舊”的謀劃，到王國維總括“道鹹以降之學新”②的曆史走勢，近代新學的價值和意義其實已超越了思想或學術文化範疇，幾乎與整個時代相通貫。至少，新學是一個特定時代的最富特色的話語。
梁啟超之於近代新學的意義，不僅因其曾是新學的創建者和推動者，於新學的內容和特性創獲甚多，更因其以學術史宏闊的眼界曾予近代新學以曆史定位與學理分辨。他的“新學”活動及其認識和過後的曆史反省，對我們更準確更透徹地理解近代新學不無啟發。誠如劉夢溪論及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變遷時所言：“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於對往昔的回顧之中。特別是一個民族的學術思想……往往蘊藏著超越特定時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學術史的角度回觀二十世紀的中國，簡錯紛繁的百年世事也許更容易獲致理性的通明。”①
透過梁啟超投射於近代新學的曆史背影，我們或可從個體行為和曆史時代的關聯性方麵，比較具體地體悟出近代新學的基本特性與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