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華夷之辨”是由傳統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意識轉型的曆史前提。鴉片戰爭以後，進步的思想家們為此付出了艱苦的探索和不少的代價。被社會所認可的進步思想，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進程，其間產生的社會衝突、思想碰撞和內礪外鑠，注定成為我們認知和體悟曆史真知的基石。思想史演變的進程表明，鴉片戰爭後即使是學習西方的各種“師夷”之策，也始終是“猶抱琵琶半遮麵”地在“華夷”話語中運行著，這種狀況直到19世紀80年代後才得以改觀。19世紀60年代之際，王韜在與偉烈亞力論爭中西差別時，還不時以“夷”指稱西方，而到19世紀80年代，王韜卻專門撰寫了駁斥持此言論的文章——《華夷辨》。王文說：“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禹貢》畫九州，而九州之中諸夷錯處；周製設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之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夷狄雖大曰子。故吳、楚之地皆聲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統謂之夷。然則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係於禮之有無也明矣。苟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苟無禮，華則變為夷，豈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①
王韜的思想演變，其實也是時代思潮嬗變的曆史縮影。重要的是，這一思想很快獲得社會的認同，從而，製約人們走向近代的“華夷之辨”就被時代的進步所揚棄了。1896年秋，曾是曾國藩、李鴻章幕僚的吳汝綸，在一封信中對“不悖正道，兼啟新法，收禮失求諸野之近效，峻用夷變夏之大防”的論調也做了批判，而批判所據竟也與王韜所論如出一輒：“天算格致等學本非邪道，何謂不悖正道?西學乃西人所獨擅，中國自古聖人所未言，非中國舊法流傳彼土，何謂禮失求野?周時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皆中國近邊朝貢之蕃，且有雜處中土者。蠻夷僭竊，故《春秋》內中國，外夷狄。……今之歐美二洲，與中國自古不通，初無君臣之分，又無僭竊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國相交，安有所謂夷夏大防者?”①顯然，這意味著近代民族主義即將成為新時代的主導力量，而傳統的“華夷之辨”行將成為曆史陳跡。然此時，卻已是即將告別19世紀而要進入20世紀的年代了。因此，站在近代民族主義演進的時代高點上回視曆史，我們又怎能不慨歎徐繼佘《瀛寰誌略》中超越時代的卓見!——還在舉國皆為“華夷之辨”的話語時代，它就已經超越了同時代的主流話語模式，孕育著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義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