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華夷”話語充斥朝野的時代，徐繼佘的《瀛寰誌略》卻特立獨行地放棄以“夷”來指稱西方各國，建構起一種具有近代意義的話語模式。我們發現，《瀛寰誌略》全書中很少或幾乎沒有對於西方各國的“夷”的表述。
首先，在幾百字的《自序》中，它稱“泰西人善於行遠，帆檣周四海”①。在涉及國外民族和國家時，它通常用“泰西人”“域外諸國”等來表述。在《誌略》的《凡例》千餘字中，對於西方各國稱謂是“泰西諸國”“泰西人”“外國”,或直接稱為“英吉利”“英人”“花旗國”“葡萄牙”②等。
其次，全書用“夷”字者僅僅幾處。卷七《葡萄牙國》,“按”中說：“粵東之居夷”“南洋諸夷”“澳門之夷”。③對西方國家治下屬地有用“夷”稱者，如卷四《歐羅巴》:“所傳畏冷者乃黑夷，黑夷皆印度或南洋各島人”④;卷六《意大利亞列國》:“適有夷族自東北來侵。”⑤這裏的“夷”並不用於國家民族指稱，而隻是相對於土著的一種表述。
最後，《瀛寰誌略》中的“夷”是在引述他人言論時所用，如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有至部者不行跪禮，朝見欲位先諸夷”;嘉靖中，“私舶雜諸夷中”⑥等。
麵對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和“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瀛寰誌略》率先超越了“華夷”話語。重要的是，比起同時代人的思想認識和境界，《瀛寰誌略》遠遠出乎其上!它所具有的卓識遠見，成為此後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指示器!為此，我們可以將魏源的《海國圖誌》與《瀛寰誌略》做一比較。《海國圖誌》雖然被認為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思想”之濫觴，但《海國圖誌》對於中西關係卻也始終堅持著“華夷”話語。
第一，僅在萬字左右的《籌海篇一·議守上》中，所用“夷”字就達139處。①一些篇章中可謂處處皆“夷”,如“三元裏之戰，以區區義兵，圍夷酋，斬夷帥，殲夷兵，以款後開網縱之而逸”②。如《籌海篇三·議戰》中之“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③等。就是那段膾炙人口的代表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經典表達也是如此：“攻夷之策二：曰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款夷之策二：曰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④在短短40多字的表述中竟用“夷”字7個。這真是一個無“夷”不成文，無“夷”不思想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