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一個現代意義的“新國家”,實現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夙願，是孫中山畢生追求的目標。但民國成立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的現狀促使孫中山深刻反思：“今後民國前途之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孫中山把民權具體化為“選舉之權、複議之權、創製之權、罷官之權”,賦予人民此四大權利，才能任用與駕馭官吏，“然後始得稱為一國之主而無愧色也”。①麵對現實的急迫需要，社會建設論題成為孫中山進一步反思“民權”建設缺失的關鍵一環。
作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建構了引領時代潮流的係統的建設思想體係。就其建設思想演進的曆程而言，以“民權”為核心的“社會建設”思想發端最早②,即“故依照總理遺教來說，民權初步就是社會建設，社會建設就是民權初步”③。從《民權初步》本身內容看，它並沒有明確提出“社會建設”的概念，隻是對社會各種團體的集會做一些規則、程序的具體講解和示範，其中學理的探討不多。換言之，《民權初步》是一部關於民主政治建設的國民手冊，目的在於“教國民行民權”。孫中山認為，在民眾當中培養一種民主集會的習慣，教國民行民權是造就“純粹之國民”的必經之路。以“民權”為核心的“社會建設”思想的落腳點在於施行“憲政”。孫中山把建立中華民國的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期，認為欲達至民主自治的憲政階段，必須經曆訓政時期。“所謂訓政者，即訓練清朝之遺民，而成為民國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權也。”①以訓政為過渡期，民眾尚未習熟民主政治之前，暫時無法行使作為國家主人權利的能力，因此需要由“有訓導之責任者”指導訓練民眾行使民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