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期，文化也同樣處於轉型過程中。對處於轉型期中的近代中國文化，學術界雖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從文化轉型角度較為宏觀、係統地探討近代中國文化的著作並不多見。①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耿雲誌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課題組的學者們分別撰寫的9部著作①,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麵的不足。因受篇幅的限製，本文僅就耿雲誌先生所著《近代中國文化轉型導論》(以下簡稱《導論》)的內容和學術貢獻做一簡介。
第一，作為“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課題的導論卷，《導論》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自明末清初至20世紀一二十年代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文化向近代轉型的軌跡做了係統的勾勒和描述。盡管耿雲誌認為中國文化近代化的真正開端應定在19世紀40年代，但並不否認明清之際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的確發生了異動，指出明清之際陸王心學的崛起，來自民間的對以忠君為核心的專製主義宗法倫理的挑戰，黃宗羲、唐甄等著名思想家對民本主義思想新的開掘與發揮，以及中國當時在農學、醫學、音律學、地理學、工藝製造學等方麵所取得的成就，都表明伴隨晚明中國社會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在傳統社會母體內開始湧現某些新的文化因素。清代前期，統治者實行嚴厲的文化專製主義，晚明開啟的文化異動被中斷。但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四位大師開創的以追求實證和保存、整理及總結民族文化為特點的清學，為中國後來發生的近代文化轉型積累了一些必要的條件：譬如乾嘉考據之學所取得的成就及所體現的精神和方法，便開啟了近代中國實證理性之先河；子學的複興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學一統的局麵，不但開拓了學術的新領域，同時也開始養成了一點自由研究的學風，由此帶來一定程度的思想和學術的解放；戴震所闡發的達情遂欲的學說，不隻是對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人倫觀的否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近代性課題；而乾嘉後期今文經學的抬頭、經世致用思潮的勃興，尤其是今文經學家龔自珍呼喚“改革”的主張以及對“人各有私”的合理性的大力張揚，亦多含有近代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