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固然要解決國內各民族的關係，但它最終還是要麵臨如何處理中國與世界上不同民族國家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西方的民族主義不同，他從一開始就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堅決反對西方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以強淩弱、以眾暴寡的傾向，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發揚中國傳統王道文化，濟弱扶傾，實現民族主義與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機統一。
首先，近代中國作為一個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使得孫中山在爭取中國民族的解放和獨立過程中，一開始就對世界上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寄予深切的同情，並把謀求中國民族的獨立和富強與世界其他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聯係起來。在19世紀90年代他最初從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動時，孫中山就曾積極支持菲律賓的反美鬥爭，認為“遠東各國的問題是可以放在一起來研究的，這些問題有著許多共同的特點”①,確信如果中國革命成功，那麽,“無論對中國而言或是對菲律賓而言，都是有利的”②。鑒於亞洲大多數國家人民大抵為“受屈部分之人類”,孫中山還打出“大亞洲主義”口號，極力呼籲亞洲各國人民聯合起來，特別是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相互支持，共同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他在1897年秋與日人宮崎滔天等日人談話時即表達了這一思想，指出：“餘固信為支那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欲以救支那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複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我國之革命，即為得之。”③在此後的革命活動中孫中山始終抱有這一思想。1924年11月在日本神戶的一次演說中，孫中山對他的“大亞洲主義”主張做了專門的闡述，明確表示：“‘大亞洲主義’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麽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打不平的問題。”④他真誠地呼籲已取得民族獨立的日本從“大亞洲主義”出發，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而要做東方王道的“幹城”,積極支持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