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享有崇高威望，受到人們廣泛的讚譽，除了他所成就的事業這一原因之外，還在於他人格的偉大。
蔡元培人格的偉大，首先表現在他的“無所不容”,宅心仁，待人恕，既具有儒家所提倡的溫、良、恭、儉、讓的傳統美德，又有近代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精神。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他始終安貧樂道，平易和藹，待人誠摯，對上不諂不卑，對下不倨不傲，行事民主，擇善如流，樂於助人，被人稱為“好好先生”;在學術上則不執己見，兼容並蓄，如大海容納眾流，不厭涓滴。在清末從事新式教育和反清革命期間，他曾以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身份，不顧長子變故，親往南京借錢，為南洋公學的退學學生創辦愛國學社，後又不懼清廷的**威，每月輪流探望關在獄中的革命同誌章太炎和鄒容，並破除狹隘的地域觀念和宗派思想，始終維護革命黨人的內部團結。民國初年，他以教育總長之尊，禮賢下士，廣泛聽取教育界各類人士意見，並排除黨派之見，誠邀共和黨人範源濂為次長，共襄教育事業。“五四”時期，蔡元培以北大校長之尊而始終保持書生本色，無論是對校工還是對學生從不擺校長架子，也不要校長排場，施行春風化雨之教，贏得北大莘莘學子的無限愛戴和擁護。同時，他還在北大奉行人才主義，不計年齡，不計黨派和政治立場，既熱情延請新派教員，也誠懇地任用那些確有學問的舊派教員，不專權，不居功，民主辦校，充分調動和尊重廣大教員的積極性，使他們各盡其才。受蔡元培人格魅力的感召，當時有名望的中國知識分子都願投其麾下，為其所用。蔡元培也由此而被胡適稱為有“做領袖”的風範。
另一方麵，蔡元培又是一位勇於堅持真理、“有所不為”的人。每遇大事，他臨艱危而不懼，守正不阿，絕不苟同，敢怒、敢恨、敢鬥，難進而易退。他在24歲任上虞縣誌總纂時，便因所訂條例不得分纂讚同而辭職；32歲時，見戊戌變法失敗，不屑與清廷官僚共事而毅然告假離京；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時又因提倡新學與舊教員意見不合而辭職；35歲任教上海南洋公學，因學校當局無理開除學生，調解無效而辭職。民國元年，他因反對袁世凱專製獨裁統治，又與國民黨閣員同進退而辭去教育總長。任北大校長時，他為實現其教育救國的理想，不但與反動的北洋政府和趾高氣揚的洋人鬥，而且不惜與他所親愛的學生和教員鬥。南京國民政府時代，因不滿國民黨當局的內外政策，他又毅然辭去監察院院長、國民政府委員、代理司法部長等要職，而專任無權的中央研究院院長，並以“在朝人”的身份，不顧南京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威脅，組織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統治。蔡元培不隻是一位謙衝和藹、春風化雨的長者，同時也是一位敢作敢為、特立獨行的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