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政王載灃，係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課第五子，光緒帝載活異母弟，宣統帝溥儀生父。作為一名滿族少壯親貴，載灃並非頑固守舊之人。但站在清朝宗室的立場上，為維護滿族親貴統治，鞏固君權，攝政王載灃嚴格奉行慈禧太後製定的欽定路線，堅決反對速開國會。
1910年1月30日，攝政王載灃就發布上諭，否決了第一次請願代表速開國會的請求，宣稱欽定九年預備立憲及大權統於朝廷，係先朝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明定，“此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也”①,不可更改。6月27日，再次發布上諭，不但拒絕了立憲派的第二次國會請願要求，而且還否定國會在立憲中的重要地位，稱“議院之地位在憲法中隻為參預立法之一機關耳，其與議院相輔相成之事，何一不關重要，非盡議院所能參預，而謂議院一開，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
亦無此理”②。第三次速開國會請願運動之後，在國內立憲派和部分督撫官員的共同壓力下，攝政王載灃雖然於11月4日(十月初三日)下達諭旨，將國會召開期限縮短三年，改為宣統五年召開國會，但同時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宣布在召集國會之前製定、頒布憲法及議院法、上下議院選舉法，並成立內閣，“不得少有延誤”③,以確保欽定憲政改革路線得到貫徹，並下令解散各請願代表團，把外地代表都驅趕出京師，嚴厲取締各地請願活動。另據《汪榮寶日記》記載，在如何對待提前召開國會的問題上，載澤、善耆等滿族親貴早在第二次國會請願運動期間，私下就商定必須確保欽定憲法得到貫徹，強調“憲法必須欽定”,“中國國會之成立，當在憲法製定以後”。④
為絕對掌握製憲權，確保憲法最大限度地保障君權，載灃根據他們事前的商議，在宣布縮短召開國會期限的第二天(11月5日)就采取具體行動，頒發上諭，不將起草憲法的任務交由本該負責此項工作的憲政編查館，而是另起爐灶，任命皇室成員溥倫、載澤為擬訂憲法大臣，“隨時逐條呈候欽定”①,爭取趕在國會召開之前拋出欽定憲法文本。載灃與慶親王奕助等少數滿族親貴還私下達成一個默契，不但不讓議院參與修訂憲法，凡是有資政院身份的人也不得參與憲法的起草。稍後，載澤和溥倫選派他們絕對信任的度支部右侍郎陳邦瑞、學部右侍郎李家駒、民政部左參議汪榮寶三人為協修憲法大臣。而汪榮寶在選派為協修憲法大臣後，為免去皇室的擔憂，便主動提出辭去資政院議員，以表絕對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