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府製定對華政策中，除中美兩國的因素之外，同時也受國際因素的製約。美國在辛亥革命中國政權鼎革之際保持中立，反對幹涉中國內政，主張列強一致行動，其國際因素方麵的考量是避免少數國家特別是日本和俄國乘機單獨幹涉中國內政，謀取特殊利益。
日俄戰爭之後，隨著日本侵華野心的進一步擴大和日本成為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最大挑戰者，美國政府對日本通過培植清政府內的親日派或通過中國內部的動亂達到控製中國的目的抱有高度警惕。1909年1月2日攝政王載灃罷黜袁世凱的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就懷疑日本參與策劃，搞垮日本的反對者，扶植親日派。1月7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在一份有關中國內部事務的備忘錄中明確指出，中國最近發生的事情，與日本的陰謀有很大關係，並對日本為達到控製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縱容革命黨人和培植清廷親日派官僚的活動做了係統的回顧。②
武昌起義爆發前夕，在華的美國外交官也一再對日本可能利用中國的動亂謀取特殊利益，表示嚴重關切。1910年8月23日，嘉樂恒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指出：“毫無疑問，日本是唯一能從動亂事件中獲益的國家，它或者通過動亂獲取利益，或者通過幫助中央政府鎮壓叛亂，從中增強它對北京的影響力。”③1910年7月26日，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默多克(Murdock)在向海軍部報告中國不久將會發生嚴重的騷亂或革命時，也對日本的動向表示關切，指出日本已在為此做準備，“如果情報準確的話，日本的數千名部隊將迅速在中國登陸，據說有3萬人。如果真實的話，他們將不限於保護日本的既得利益”①。
武昌起義爆發後，為避免日本利用革命，乘機出兵中國，美國駐日本外交官斯凱勒(Schuyler)為此拜訪日本外務次長，敦促日本在未事先與美國政府協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動。他認為：“如果像這裏所期待的那樣，東北地區的局勢變得複雜，日本和俄國將不會征求其他列強，立即派軍隊前往那裏。20000人的日本軍隊將在任何列強的軍隊趕到之前抵達北京，5000名在香港的英國軍隊由於擔心廣東，將不會離開……我相信日本將會獨立采取行動。不管日本做什麽,它的目的是使自己成為未來中國政府不可缺少的倚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