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製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價值觀念和文化因素也往往起到重大作用。對中國革命持反對態度的塔夫脫政府對辛亥革命持中立政策，與此也不無關係。
武昌起義爆發後，美國在華外交官如代辦衛理和公使嘉樂恒(W.J.Calhoun)及一些商人等，擔心革命破壞秩序，損害美國利益，曾極力主張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平息中國革命，支持清政府。但另一方麵，出於對民主價值觀念的信仰，美國民眾和輿論卻表達了不同的聲音，他們熱烈歡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製統治，認為這是一場受美國價值觀念和理想影響的革命，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的美國革命”,憧憬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為西化的國家。波士頓《電訊報》歡呼辛亥革命是一場由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領導的革命；聖路易斯的《全球民主報》認為中國的革命，是1787年費城製憲會議上華盛頓、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人的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國的實現。華盛頓《時報》和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新聞》雜誌，則讚揚中國人民和他們領導人的能力。《美國亞洲協會雜誌》則將辛亥革命看作“中國複興過程中一個必然的事件”。《明尼阿波利斯日報》則將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比作美洲的發現、羅馬帝國的滅亡。紐約《商業》雜誌稱“這是所有曆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之一”。此外，聖路易斯《郵報》、聖保羅《先驅報》、紐約《商報》和其他許多報紙都希望中國革命獲得成功。①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教會也對革命普遍持讚成態度，他們認為革命標誌著中國的覺醒和對進步的追求，希望革命的成功將有助於基督教事業的發展。①同時，美國民眾極力呼籲美國政府承認和支持中國的革命。據美國學者詹姆斯·裏德(James Reed)的研究，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國務院收到潮水般的信件和電報，它們大多要求美國盡快承認中華民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