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和線索是解決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前提。根據近代化主題和上述四條基本發展線索，中國近代的曆史分期也就自有其新的劃分方法。
就中國近代的專門史來說，它們可分別納入四條基本發展線索來加以考察，每一條發展線索都可依據自身的發展特點做出相應的劃分。經濟史可依據工業化的標準來劃分，政治史可依據民主化的進程來劃分，民族主義運動史可以以國家獨立化的進程為依據。總之，各類專門史不可人為地強求劃一，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不受1840年和1949年這兩個年代的限製，前後做些適當的收縮或延伸。
中國近代史分期的關鍵是，作為一部通史或者說以近代化為主題的中國近代史的分期該如何確定。從邏輯上來說，不言而喻，中國近代曆史時期的劃分應建立在四條基本發展線索劃分的基礎上，也就是要找到大體上能夠揭示出四條基本線索的發展狀況和階段的那個共同界標。我們認為，能充當這個共同界標的是近代化過程中階級地位和作用的變動。因為階級地位和作用的變動不僅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曆史階段的產物，而且也是民主化、國家獨立化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發展到一定曆史時期的綜合結果；反過來，階級地位和作用的變動又規定了該時期中國近代四條基本發展線索的曆史進程，強烈地凸顯出近代化曆史發展的階段性。
例如，1895年之後，中國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出現了民族資本，同時也與當時民族危機嚴重，以及鴉片戰爭以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為他們的出台做了思想準備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這個新興階級在登上曆史舞台之後，便給中國的近代化帶來新的氣象：民族資本得到初步發展，政治民主化開始起步，西學得到廣泛傳播，國家獨立化運動一再高漲。同樣，1919年五四運動中無產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這也不隻是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進一步發展的結果，而且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國內的民族危機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係。而無產階級的崛起，反過來又為逐漸陷入困境的中國近代化注入新的生機，從而將中國的近代化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