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國民性思想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並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是早在其20年前的戊戌維新時期。
19世紀末，資產階級維新派在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中提出“新民”的口號，認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者為立國之本，雖然還沒有使用“國民性”一詞，但“新民”的主張，尤其是“三民”思想中的“新民德”一項，無疑與後來魯迅所說的“立人”思想相通，涉及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改造國民性思想，實質上即是對人自身的改造，尤其是對人的道德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改造，因為說到底，人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心理的載體。
戊戌維新派在這一時期提出對人的改造問題，這絕非偶然，它既有與時代息息相通的諸種原因，也有其思想淵源。
就時代背景來說，它首先是維新派對西方文化認識深化的結果。受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的刺激，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維新派開始突破“中體西用”的思想藩籬，認識到中國不僅在科學技術、政治製度方麵遠遠落後於西方，即使在體力、智力和道德精神上也是不如西方人的，存在諸多的弱點。他們總結30年來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認為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洋務運動“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學”①,在於“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獨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②。因此，他們指出，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政治製度，首先需要中國人具有相應的知識水平、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蓋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發生滋大者，必其地肥曉燥濕寒暑，與其種族最宜者而後可。否則，萎經而已，再甚則僵槁而已”③。這樣，維新派便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和政治製度的主張中引發出對人的改造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