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改造民族素質問題，主要是因為出現了西方這樣一個新的文化參照係。因此，這一時期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也是通過中西的比較來展開的。
維新派認為，中西民族文化心理的差異著重表現在動與靜、奢與儉、今與古的不同取向上。就主動和主靜來說，他們斷言中國人為一“靜”字所亡，而西方人則以喜動而“霸五大洲”①。康有為曾這樣總結說：“夫治一統之世以靜，鎮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亂；治競爭之世以動，務使民心發揚，爭新競智，而後百事舉，故國強。”②
在尚奢和尚儉上，他們指出中西方也截然相反，西方人以尚奢為美德，並且“愈奢而國愈富，貨之棄於地者愈少”;中國人舉國尚儉，結果卻民窮財盡，“舉國之地利日堙月塞，馴至窮蹙不可終日”。③
在古今觀念上，他們指出中西方亦大相異趣，“中國舊論每崇古而賤今，西人則不然，以謂愈上古則愈野蠻，愈晚近則愈文明”④。並點出這一差別直接影響到一個民族的興亡盛衰，“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⑤。
在維新派中，對中西民族文化心理進行係統比較的是獨具思想特色的嚴複。他在《論世變之亟》一文中，以其紮實的中學根底和廣博的西學知識，對中西民族在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做了全麵的比較。他指出，在曆史觀上中國人好古而惡今，以治亂盛衰為天行人事之循環；西方人則力今而勝古，以日進無疆為學術政化之極則。在政治生活中，中國人講絜矩、重三綱、親親、尊主、貴一而同風，多忌諱；西方人則重自由，明平等、尚賢、隆民，喜分黨派，好評論。在經濟生活中，中國人重節流、追淳樸，西方人則重開源、求歡娛。在待人接物上，中國人美謙屈、尚節文，西方人則務發舒、樂簡易。對於禍災，中國人委天數，西方人則恃人力。